再去了解一下足球之外的格拉斯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宗教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隔离并没有如同社会学家分析的那样壁垒森严。政教之争，的确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成为天敌的原因，可是在2003年的格拉斯哥，有40%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通婚，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老字号德比”的情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宗教分野的起源，长期的争斗和彼此敌视，已经在双方球迷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双方球迷都乐在其中。这些球迷，真正每周都去天主教教堂的，恐怕寥寥无几，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恐怕也不多，可他们仍然坚守着历史留给他们的财富——一种因为足球产生的敌对愉悦。

　　位于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口不过520万，在英国总人口里只占10%，但是这个以格拉斯哥为政治经济中心、以爱丁堡为文化中心的地区，在英国社会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里是英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里又是和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苏格兰山丘广布，独特的高地风光，充满了凄美壮丽的气质，山峦之间，湖泊密布，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是“千湖之国”。从表面上看，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区别不大，可是苏格兰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如果从人种学的角度看，他们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英格兰人有着本质区别，而且苏格兰人有着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盖尔语。

　　时代的变迁和数百年来的相互融合，苏格兰人也以英文作为自己的语言，不过苏格兰英语和伦敦英语在发音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即便英文流利，连话很可能都听不懂。苏格兰人英语发音更直更硬，卷舌音也更少，所以近年来许多中国家长将孩子送到教育事业发达的苏格兰求学，但他们得明白，自己的孩子在苏格兰，是学不会“一口流利英国英语”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流利的英国英语，还是以南部伦敦腔为基准的BBC式的英语。

　　苏格兰人所说的，还有很多当地的俚语，例如湖泊在他们口中不是lake，而是loch，山峰不叫 peak，而叫ben。以不解之谜水怪闻名的尼斯湖，英文名是Loch Ness，全英国海拔最高的山峰本尼维斯，英文名是Ben Nevis。

　　风笛(bagpipes)和威士忌，是苏格兰的特产。风笛幽怨凄凉，和苏格兰高地那种辽旷寂寥的场景十分协调。这种乐器，因为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被大量使用，从而再度风行全球。在英国，每次女王盛装出行时，开道的必然是皇家卫队中的苏格兰风笛队。在苏格兰，这些男士组成的苏格兰风笛队，穿的都是苏格兰传统的格子呢折叠裙，而且裙子里不穿内裤！由于苏格兰这个地区迫于寒冷气候和缺少耕地的地理环境，苏格兰人大多勤劳简朴，十分节约。风笛队穿格子呢裙不穿内裤，也成了英格兰人讥笑苏格兰人吝啬的把柄。

　　威士忌较于风笛，在这个世界上更加有名。Whiskey一词来自苏格兰土语盖尔语，意思是生命之水。这是一种酒精浓度相当高的烈性酒，酿造的原材料，是苏格兰高地上出产的大麦。在苏格兰高地，日照时间长，但温度不高，而且空气相对干燥，所以这种大麦的糖份含量相当高，酿出来的威士忌酒色呈深红色，香味十分浓郁。苏格兰威士忌，也是数百年来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风行的酒精类饮料。在苏格兰，生产威士忌的共有两百多间酒厂，品牌更是纷繁复杂，据说按照种类分，都在四千以上。

　　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凯尔特人老球迷的书房，名为书房，走进去一看，一面整墙都被改成了酒墙，一百二十多种不同的威士忌就向下斜插在特别木制的酒墙立架上。老头除了足球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书房里捧一本彭斯诗集，然后自斟自饮。

　　说到彭斯(Burns)，也是一个值得介绍的苏格兰大人物，这位苏格兰民族诗人生于1759年，1796 年英年早逝。彭斯一直倡导苏格兰独立，曾经有过自筹资金购买大炮抗击英格兰人统治的义举，因此在苏格兰民间声誉极高，历经两百余年，威名不坠。格拉斯哥附近的苏格兰人，把彭斯的诞辰(每年1月25日)定为了节庆日。在这个彭斯之夜(Burns Night)上，苏格兰人会极其豪爽，欢颂彭斯诗歌的同时，还要和亲朋好友分享苏格兰国菜Haggis——一种在羊内脏加上羊油、燕麦、洋葱和其他内容的特别菜肴，着实令人大快朵颐。就因为苏格兰有Haggis这道相对复杂的菜肴，苏格兰也会嘲笑英格兰人：“你们除了烤鱼加薯条(Fish and Chips)外，就没有自己的菜谱了。”

　　2002年冬天，系列电影007新片在伦敦公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现场，所以扮演过詹姆斯·邦德的男星们都到场了，独缺第一位007——苏格兰人肖恩·康纳利。

　　康纳利不给女王面子有他自己的理由，因为过去40年，这位苏格兰影帝都是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狂热支持者。据说康纳利每部电影的片酬，有三分之一要捐给苏格兰独立运动基金。尽管400年前，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完成了合并，可是400年来像康纳利这样的苏格兰独立战士从来没有消失过。

　　苏格兰人承认自己是不列颠人(British)，可是如果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称他们是英国人时(English)，苏格兰人通常都会生气，他们有着自己的独立民族意识。

　　大概在公元前，凯尔特人部落的一支——皮克特人，就开始在苏格兰高地生息繁衍。他们是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不列颠岛居民。皮克特人以狩猎为生，身体强健，习性骠悍。当罗马帝国的军团入侵不列颠岛时，铁蹄曾经踏进苏格兰地区，不过由于皮克特人的强力抗击，也因为劳师远征，罗马人放弃了征服苏格兰的企图，只是在今天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修起了一座防御性长墙，史称哈德良长城，遗迹至今仍是对逝者的凭吊之地。这道长墙将不列颠岛割裂开来，从而形成了千百年后在人们头脑中都无法愈合的裂缝。

　　在公元五世纪时，另外一支凯尔特人的部落分支苏格兰人?Scot　从北爱尔兰跨海而来，此时的皮克特人日渐势微，苏格兰人兵不血刃，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国，苏格兰之名称也因此而得。十一世纪初，马尔科姆二世在位时，苏格兰地区实现了大一统，此后千年的历史，完全是一部和英格兰杀戮抗争，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历史。

　　在公元十三世纪时，英格兰军队北上，想要把苏格兰纳入版图以内。就在1306年，罗伯特一世登基，这位苏格兰王就是许多中国小学课本里都出现过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布鲁斯。布鲁斯在率军抗击英格兰侵略者过程中，屡战屡败，他也曾灰心丧气，不过一次深夜独居，看到蜘蛛结网时那种坚韧精神，从而大受启发，在战争中变得更加强悍，不屈不挠，终于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入侵者，维持了苏格兰的独立。布鲁斯至今仍是苏格兰的象征，苏格兰人也称其为布鲁斯，国王头衔反而逐渐被人遗忘。在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阿伯丁和吉尔马诺克等苏格兰城市的中心广场里，都能看到布鲁斯的坚毅形象，他代表着苏格兰人热爱自由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到了公元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风潮从欧洲大陆快速蔓延到苏格兰，长老会取代罗马天主教的地位，成为了苏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代表罗马天主教和王权的玛丽女王被赶出苏格兰，王位继承者为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斯六世。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由于没有王储，詹姆斯六世以亲属关系远赴伦敦继承王位，两个敌对国家终于以这种和平形式实现了合并。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同一处甚多，两个社会又都走上了工商业发展道路，詹姆斯六世的统治，得到了两国上下的支持。

　　这种统一直接促进了苏格兰的煤矿业、钢铁业、造船业、纺织业的发展，经济实现了腾飞，苏格兰成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这种经济黄金时代直到二战之后才逐渐消失。然而无论是工业革命期间，还是二战过后的社会大萧条，400年来，苏格兰人对“统一的英国”始终保持着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们知道只有一个统一的英国才能让苏格兰抵御国际社会的风暴，才能让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有保障；另一方面，苏格兰人又不能容忍自己实际上被英格兰人统治的现实，更不能容忍自身文化在英格兰文化侵蚀下的消亡。于是苏格兰便一直处于这种社会矛盾之中。

　　二战过后，英国中央政府也逐渐放宽了对苏格兰社会的约束，苏格兰内阁得以成立，机构设在爱丁堡，基本上相当于一个独立地方政府，苏格兰的自治程度得到了一定提高。

　　苏格兰是高尔夫球的故乡，这里的高地特色和茵茵绿地，为高尔夫运动提供了最好的运动场所。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不是一项奢侈运动，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在格拉斯哥郊外，你只要出10英镑，就能租借高尔夫球场的器具，打上一个9洞高尔夫练习赛，价格实在便宜。苏格兰的东部城市圣安德鲁斯，更是一个闻名遐尔的高尔夫球圣地。

　　或许是因为对苏格兰的陌生，或许是因为英格兰在国际上影响太大，说起高尔夫，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英格兰人的创造。跟高尔夫一样，苏格兰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很多伟大的创造发明，诞生过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英格兰这个强势民族的文化阴影下，这可能也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若即若离关系的原因之一。

　　从十七世纪开始，因为不列颠岛的统一，以及海外远洋贸易的发展，苏格兰经济进入腾飞期。这片高地煤、铁资源都十分丰富，又有良好的港湾，到欧洲大陆、非洲和北美洲的距离也比较合适，因此采矿、炼钢、造船和纺织等工业在苏格兰纷纷发展。到十八世纪末，格拉斯哥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中心，苏格兰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历史的记载总有些偏差，例如曼彻斯特一直被描述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工厂”，实际上曼彻斯特取代格拉斯哥的工业地位，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事。苏格兰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格兰人瓦特成功发明了蒸汽机，从而让人类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动力机械开始出现并投入使用，大生产时代取代了手工作坊；爱丁堡人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这种发明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方式；青霉素的发明者弗莱明也来自苏格兰，他的抗生素疗法成为了拯救伤患的良药。

　　不仅仅有这些伟大的创造发明，工业革命前后，苏格兰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领先于世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就是爱丁堡大学的骄傲，《国富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思维方式，市场经济学理论由此有了完整的框架，后来清末中国著名学者严复将《国富论》翻译成中文，便是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原富》。

　　在英国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痛苦的产业转型期里，苏格兰经历了经济衰退，不过简朴勤恳的苏格兰人很早就找到了出路，在六十年代初便兴办半导体工厂，如今在格拉斯哥周边的东吉尔布莱德至利文斯顿的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苏格兰硅谷”，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专区，提供英国60%的集成电路板以及其他相关高科技产品。

　　此外苏格兰的重型机械业也有一定优势，北海油田的开发，让苏格兰的重工业有了复苏的迹象，如今阿伯丁已经成为了英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城市。传统产业方面，花格呢 (tartan)仍是苏格兰特色的产品，用来制作苏格兰男人传统的格子裙。

　　苏格兰自身的古老文化，随着社会和经济进步，也在逐步发展。在教育领域里，苏格兰一直领先英格兰，当牛津剑桥两大名校创立时，苏格兰已经有了四所大学；目前的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都是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在经济、文学、信息产业、化学和机械等多项领域里领先。

　　到了十九世纪，由于英格兰工业的蓬勃发展，格拉斯哥的工业首都地位，逐渐让位于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苏格兰的就业机会和工薪待遇，也开始比不上英格兰，于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就有大批苏格兰人南移寻找就业机会。由于现代足球在苏格兰起源与英格兰基本同期，发展速度也完全同步，所以当大量苏格兰人涌入英格兰后，也为英格兰带来了许多优秀的足球人才。

　　苏格兰人体格上并不高大，但是精干灵活，而且意志极其顽强，在英格兰一些足球豪门起步的初期，都留下了许多苏格兰人的烙印，特别是阿森纳和利物浦。在利物浦这个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移民城市里，有不少从苏格兰迁移过来的爱尔兰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姓氏都有一个Mc字头。当利物浦和埃弗顿早年分家时，埃弗顿全队迁出安菲尔德，利物浦只剩下一个空俱乐部壳子，俱乐部为了维持生存，雇用了大批苏格兰人踢球。由于苏格兰人崇尚红色，所以利物浦成了“红军”。阿森纳的情况也和利物浦类似，因此阿森纳的主场球衣也是以红色色调为主。

　　一战和二战让苏格兰足球人才的南流产生了断层，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里，仍然有一批苏格兰足球天才进入英格兰，他们人数不多，却对后来的英格兰职业足球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战之前，一个名叫比尔·香克利的苏格兰后卫，在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强队普莱斯顿成为了主力，他的苏格兰国家队队友马特·巴斯比，则在另一支英格兰强队曼彻斯特联队成名。两位苏格兰人退役后，都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英格兰继续执教，并且成为了影响遍及世界足坛的传奇教练。

　　巴斯比从四十年代末开始执教曼彻斯特联队，很快培养出第一批“巴斯比男孩”，可惜在1957年的慕尼黑空难中，一代人才毁于一旦。此后巴斯比卧薪尝胆，继续挖掘潜力、培养本土人才，以博比·查尔顿、乔治·贝斯特以及另一名苏格兰足球天才丹尼斯·劳为代表的第二批“巴斯比男孩”在1966年帮助曼联夺取了欧洲冠军杯，曼联的传奇历史从此开始走入世界每个角落。

　　和巴斯比相比，香克利身上的苏格兰个性更加鲜明。当他在1959年成为利物浦主教练时，利物浦已经沦落为当时英乙球队。香克利是个注意力高度集中、极为勤奋，同时对球员要求也十分严格的人。他尽量简化利物浦的战术，强调团队精神和整体配合。经过香克利十年打造，利物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成长为巴斯比的曼联之后的英格兰班霸，当香克利1974年退休后，他的助手帕斯利和费根将利物浦带到了一个更高层次：4夺欧洲冠军杯，成为欧洲足坛继五十年代的皇家马德里后最具统治力的球队。

　　香克利不仅战绩骄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足球思维，同时这个苏格兰人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参加过二战，身上保留着许多军人性格。他行动和言辞都十分简洁明了，而且口才一流。他给足球界留下了许多不朽名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句： “足球不是生死问题，足球高于生死。”

　　巴斯比和香克利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又有两个苏格兰人在英格兰足坛呼风唤雨。阿历克斯·弗格森，一个格拉斯哥码头工人的儿子，在带领苏格兰弱旅阿伯丁稳获欧洲优胜者杯后，在1986年成为了曼联主教练。磨练了7年之后，弗格森和巴斯比一样，培养出一批“弗格森男孩”，依靠这批子弟兵成就了至今不衰的曼联王朝。较弗格森稍晚，格拉斯哥凯尔特人的伟大射手肯尼·达格利什在1976年转会利物浦，取代基冈的利物浦前锋位置，达格利什不仅帮助利物浦先后3夺欧洲冠军杯，作为主教练，他也带领利物浦和布莱克本先后夺取了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

　　南移的苏格兰足球天才层出不穷，近年来，虽然以球员身份活跃在英格兰足坛的不多，但优秀教练却从不缺乏，依旧在一线奋战的弗格森，以及莫耶斯、斯特拉坎、索内斯等，都是成名已久的苏格兰足球人才。

(7)ENIC现象

　　如今的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由ENIC公司控制，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投资公司，它在欧洲拥有6个足球俱乐部的股份。

　　ENIC显然想通过控股尽量多的足球俱乐部，来攫取到巨大的商业利益，这种因为不了解职业足球产业的特性而盲目投资的行动，已经走到了失败的边缘，而随之带来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体育伦理问题，更在欧洲足球界和欧盟内部掀起了一场论辩波澜，至今余波未平。

　　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ENIC事件：大连实德的实德系问题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一个老板能拥有在同一项比赛中的多支球队吗？按照传统的体育竞赛观点，这种情形是绝不能被允许的。ENIC 的行动在欧洲受到了限制，虽然这种限制并不是绝对限制，但至少欧盟和欧足联用条例和原则杜绝未来ENIC现象的出现，而在中国，我们仍然看不到类似的法令和行规的存在。

　　2002年的英格兰联赛杯决赛，因为热刺后卫莱德利·金的疏忽，布莱克本前锋安迪·科尔打进了致胜球。然而庆祝布莱克本胜利的，不仅是那些来自英格兰西北的球迷，连欧足联也在为布莱克本的胜利鼓掌，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托特纳姆热刺进入欧洲联盟杯赛，参加保加利亚CSKA 索非亚即将参加的比赛。

　　托特纳姆热刺和CSKA索非亚同属ENIC公司，如果这两支球队在欧洲联盟杯中碰头，那欧足联会脸面无存。

　　1999年3月的瑞士洛桑，许多欧洲大牌律师汇集在欧盟体育仲裁法庭，等待一个重要的裁决。这桩案子的主题是“希腊雅典AEK俱乐部和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俱乐部对抗欧足联”。诉控双方提出的材料和观点，以及未来裁决的结果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欧足联这个欧洲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要反复强调，足球运动的公正性将悬于此案。欧足联主席约翰松甚至在裁决前说，不论裁决结果如何，球迷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清楚，任何足球比赛的胜负，都是由两支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决定的，而不是赛前在董事会议室里就得出了结论的。

　　在这桩打上欧洲法庭的官司里，起诉方是两个足球俱乐部，但真正和欧足联唱对台戏的，是这两个足球俱乐部的东家：英国上市公司ENIC(英格兰国民投资公司)。这是一家在其他4个欧洲足球俱乐部持有股份的公司：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意大利的维琴察、瑞士的巴塞尔和英格兰的托特纳姆热刺。

　　ENIC要挑战的是一条足球世界里的老规矩：所有权属于同一个个人或集团的两个或更多俱乐部，不能参加同一项比赛。这是一条在足球世界里被广为接收的规矩，是公平竞争和避免利益冲突的原则。然而ENIC集团需要看到自己的投资有所回报，因此它需要自己所有的球队都能参加欧洲赛事。ENIC的人下定决心要改变这条规则。

　　到1999年8月，差不多半年的诉辩结束后，法庭给出了裁决结果。在欧洲法庭看来，欧足联对属下联赛和俱乐部的管理是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不允许同一所有权的俱乐部参加同一项比赛的规则有效。因此雅典AEK 俱乐部被欧足联踢出了联盟杯的比赛。作为欧洲最大的足球俱乐部投资者，ENIC的运营在这个裁决面世后，陷入了重重危机。

　　“英格兰国民投资公司”并非像它名字所体现的那样是一个英国国有公司，如果不是乔·刘易斯(JOE LEWIS)的介入，这个公司也许仍然藉藉无名。

　　乔·刘易斯在1996年买下了ENIC，然后逐步将这间公司做大。他本人最开始是一个股票经纪，却从炒卖外汇的过程中完成了原始积累。据说乔·刘易斯曾经在伦敦开过几个羊毛毛衣店，经常有日本游客光顾，却因为货币兑换不方便而放弃购物，于是刘易斯立即在街口开了一家换汇小店，最终他从这个换汇小店赚的钱，要比他的羊毛衣店多得多。

　　刘易斯后来进入大型外汇交易，成为了一等一的巨富。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富豪榜”上，我们经常能看见他的名字，只是这个人的财富究竟有多大，谁都不清楚，最准确的估算，也只能估算出这个很少显露行藏的神秘人物的家产在20亿到40亿英镑之间。刘易斯发家之后，就把他的总部迁移到巴哈马群岛的莱福德沙洲上，因为中美洲地区是避税和逃税的天堂。《每日电讯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到当地去探访过刘易斯，发现他在巴哈马的工作间就像007电影中英国情报局的地下试验中心：

　　“巨大的工作间，二十多个人在为他工作，交割各种外汇买卖。电脑、传真机和电话等通讯工具在不断传递着来自华尔街、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香港的各种财经消息。大部分买卖都在几分钟内完成，而他随便的一笔买卖，都能买下这个莱福德沙洲……这是一个拥有着巨大能量的人。”

　　刘易斯为什么将足球投资作为他近来的业务选择，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热衷于足球的人。英国媒体对此人进行长期探寻后发现，刘易斯的朋友圈子，决定了他对足球的投资。

　　在他的朋友当中，包括了两个爱尔兰赛马和赌博巨富约翰·马格奈尔和J·Ｐ·麦克马努斯，这两个人正是控有近11%的曼联股份，而且屡屡被传将控股曼联的人；德尔莫特·德斯蒙德是刘易斯另一个朋友，现凯尔特人俱乐部的主席；刘易斯在莱福德沙洲的邻居，是一个著名的苏格兰人?肖恩·康纳利，正是通过这第一位007的介绍，刘易斯结识了前流浪者主席大卫·穆雷，从而开始他的足球投资。

　　足球股票在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是伦敦股市的宠儿，但就像那些绚丽一时的爱情故事一样，这种状态总难延续长久，因此足球股票长期维持高价位的，只有曼联和阿森纳几个至今成绩仍然出色的老牌俱乐部。巴克莱银行证券分析师的解释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足球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太低，周转时间又太长，因此投资者逐渐出现了兴趣的转移。”

　　在这种时候，刘易斯更加觉得是他开始收购一些足球股票的最佳时机。默多克尝试以6亿英镑收购曼联的事件，更加刺激了刘易斯的商业兴趣。他的确不是一个球迷，对足球甚至一无所知，但金钱是他毕生追求的对象。在1999年，他还和马格奈尔、麦克马努斯等人达成协议，希望秘密收购曼联，只是在最后关头因为协议细节问题而导致全部行动破产。在刘易斯眼中，拥有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特别是像格拉斯哥流浪者这样的老牌俱乐部，会是一个特别的商业契机。

　　不过刘易斯选择在九十年代末期进入足球股市，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足球股票此后仍然一路下跌。在2003年春天，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的股价一度跌到只有31.7便士，甚至不及其在伦敦股市上最高价位的十分之一。

　　在刘易斯收购ENIC之后，他任命老友丹尼尔·利维为公司总裁，负责公司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日常运作。利维是一个在伦敦股市呼风唤雨多年的股票经纪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托特纳姆热刺的狂热球迷，因此ENIC后来逐步收购热刺股票也就不奇怪了。在 2002-2003赛季开始前，ENIC所控有的欧洲足球俱乐部股份如下：

　　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20.2%

　　意大利维琴察，99.9%

　　瑞士巴塞尔，11.8%

　　希腊雅典AEK，42.8%

　　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96.7%

　　英格兰托特纳姆热刺，29.9%

　　利维用很快的时间扩大ENIC在热刺的股份，并取得了控股权。在这个赛季雅典AEK和巴塞尔都通过了欧洲冠军杯资格赛，进入了冠军杯小组赛，只是没有同分在同一个小组而已；与此同时，流浪者和布拉格斯拉维亚进入了欧洲联盟杯。尽管3年前欧洲法庭已经裁定同一老板的俱乐部不能参加同一赛事，而ENIC旗下的俱乐部仍然在参加同一欧洲赛事，由于它们没有在比赛中碰头，欧足联竟然听之任之，欧洲法庭也没有进一步干涉ENIC的行动。荒唐的欧洲赛事就在欧足联眼皮底下进行着。

　　游戏仍在继续。ENIC对于欧洲法庭的裁决仍然不满，在1999年底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欧足联提出抗议，要求欧足联取消相关规定，信中说道：“我们认为关于禁止属于同一个个人或组织的球队不能参加同一赛事的规定，是对ENIC公司的足球经营毁灭性的打击，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控股的足球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能够公然写出这样一封信来抗击欧足联的管理，ENIC的勇气果非寻常。

　　ENIC之所以会绝望到写出这样一封信，主要原因是欧洲法庭的裁决，直接导致ENIC的股票在伦敦股市上狂跌40%，大笔财富化为流水。然而故事走到这里，似乎进入了一个停顿期，欧足联没有继续追究ENIC公司控股俱乐部的问题，ENIC控股的各俱乐部仍然年年都在参加各项欧洲赛事，只是因为它们彼此间还没有在欧洲赛场上碰面，所以局面仍然保持着微妙的平静。

　　在欧洲法庭裁决的议定书里，“比赛的公证性”这几个字眼多次出现。当时代表欧足联的英国律师阿利斯代尔·贝尔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只要ENIC现象存在—— 有两到三支同一归属的球队参加一项欧洲赛事，利益冲突就必然存在。谁能肯定当这样两支球队在球场上直接面对时，比赛结果不是在董事局会议上事先议定的？”

　　贝尔还出示了一份欧足联内部备忘录，上面显示了欧足联同样的忧虑。欧足联在说服欧洲法庭过程中，还举出了英国商人罗伯特·麦克斯维尔的例子，此人正是在九十年代初企图和阿兰·舒格、维纳布尔斯争夺热刺控股权的人。他后来想同时得到德比郡和牛津联队两个英格兰俱乐部，但收购企图被英格兰足总否决。

　　没有人暗示ENIC购买这么多足球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了操纵比赛，尤其让欧足联头痛的是，ENIC并没有像麦克斯维尔那样愚蠢地想在足总控制范围内的同一个地区收购两个足球俱乐部，ENIC购买的6个足球俱乐部全部属于不同地区，服从于不同的足球机构的管理，欧足联想要限制ENIC的行动，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同时ENIC又是一个在中美洲注册的公司，欧洲法庭的效力也无法覆盖到巴哈马群岛上刘易斯的总部。因此只要ENIC的球队不在同一项赛事中直接对话，欧足联还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来执行欧洲法庭的裁决。

　　然而只要ENIC存在一天，影响或者操纵比赛的“深度威胁”就会存在一天。假设两支球队在欧洲冠军杯小组赛中碰头，一支球队出线无望，另一支球队赢球就能出线，人们总会怀疑前者将“消极比赛”，如果这两支球队都属于ENIC，那么这种怀疑将会变得有根有据。谁能保证ENIC不会以股东的身份，为了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让前者放弃这场比赛？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体育竞赛的公平公正何在？

　　体育比赛的公正公平，正是欧洲法庭对ENIC事件最关心的问题，欧盟认为ENIC和欧足联的官司已经上升到了体育伦理的层次。欧洲法庭的观点和欧足联一致——不仅要保持比赛的公正性和公平性，还要消除任何关于“操纵比赛”、“消极比赛”的怀疑。由于欧足联和欧盟代表了传统的足球世界伦理观念，它们对ENIC的裁决并没有激起多大反响，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裁决。

　　只是ENIC绝非善罢甘休的机构。意识到问题转移到体育伦理的高度，他们也强化了自己的律师阵容，请来了一手制造“博斯曼法案”的比利时律师让——路易斯·杜邦、伦敦大律师迈克尔·杰夫来进行第二次上诉，他们甚至还得到了欧盟议员、欧盟体育委员会主席格林·福特的支持。福特认为欧洲法庭如此限制ENIC公司在足球产业中活动，完全是对欧盟成立原则之一——资本自由流动的反叛。

　　ENIC阵容中的人在欧盟第二次审理此事前，大造声势，一方面如福特所坚持的腔调——欧盟成立原则，另一方面认为欧洲法庭不应该对ENIC的特例过于关注，而应该让足球界内部制订出自己的管理规范，例如一个独立仲裁组织，或者其他自律性条款。他们还指出，欧盟既然已经接受了足球商业化这一概念，允许欧洲冠军杯在电视转播资金刺激下采取两轮小组赛的比赛规则，就不应该反对像ENIC这种上市的公众公司介入到足球产业中去。

　　ENIC的抗辩并没有十足的说服力，因为他们仍然在回避第一次裁决中欧洲法庭表达出的疑虑：“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能说服我们和公众，当两支ENIC球队在同一场足球赛事中直接面对时，比赛结果完全是由双方球队在场上90分钟竞争中决定的？既然两个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是同一人，那么内在的利益冲突必然存在。我们要消除的，正是人们的这种疑心，足球比赛必须是纯洁干净的比赛。”

　　从ENIC在6个欧洲足球俱乐部所占股份来看，他们对每一家俱乐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不是绝对影响力的话。

　　哪一种公司会在投入重金之后，不指望收到回报的？会不通过自己的引导，来让这个足球俱乐部获得经济利益？于是对ENIC这个公司本身的怀疑越来越多。谁能知道这么一个有着古怪名字，然后又自称是一个以“足球市场管理、娱乐和媒体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在未来5年、10年是个什么样子。在伦敦股市上，除了曼联是能保证投资者有所盈利的股票外，其他足球股票都正在沦为垃圾股，ENIC怎么能从它的投入中得到回报呢？

　　ENIC所选择的投资方向，都不是广看好的。这6家俱乐部有着各自不同的知名度，但都不是一流的欧洲足球俱乐部。有人认为ENIC走的是一种谨慎的足球投资路线，因为这些中小型俱乐部经营成本低，只要能在欧洲赛场上打出一点好成绩，就会出现经营盈利，而投资大俱乐部需要更大投入，风险也相应更高。上赛季瑞士巴塞尔俱乐部在欧洲冠军杯预选赛中淘汰苏格兰凯尔特人，在小组赛中又把利物浦拉下马，俱乐部盈利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度，这被人为是ENIC经营模式的胜利。

　　ENIC诉讼案的主角们，希望欧盟能接受他们这些诠释，而不是围绕体育伦理这个对他们最为不利的话题。可是在2002年的秋天，欧盟官方的第二次仲裁结果揭晓，仍然是对欧足联的支持，洛桑法庭的结案陈述中，还额外说明了作出此项决定的部分理由：

　　“欧足联制订的规则，主要是为了维护足球竞赛的公证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要避免足球俱乐部相互比赛时的利益冲突，消除一个控有多家俱乐部的个人或组织操纵比赛和影响比赛的可能。尽管对于类似情况的相关规定，在欧盟的章程中能够找到依据，我们仍然特此声明，为的是强调此事的重要。”

　　好笑的是，当2002-2003赛季开始时，除了在联赛杯与欧洲赛场失之交臂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在意甲降级的维琴察，其他4支ENIC旗下的球队都在欧洲赛场上厮杀着。巴塞尔在欧洲冠军杯小组赛上和利物浦同分一组，雅典AEK则和国际米兰等队在另一组。欧洲联盟杯中，流浪者和布拉格斯拉维亚有更大的直接碰面可能。就在欧洲媒体对欧足联一方面指斥ENIC违规操作，另一方面又默许ENIC违规操作感到吃惊时，欧足联给出了另一份答案：由于ENIC并没有在这些俱乐部中“绝对控股”，例如他们在流浪者、巴塞尔和雅典AEK的股份都没有超过 50%，所以仍然允许这几支球队参赛。

　　没有“绝对控股”就不存在影响比赛结果的能力？难道这就是欧足联的推论吗？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因为深究下去，欧足联会大大丢脸。让他们又一次感到幸运的是，流浪者在欧洲联盟杯第一轮就意外地被淘汰出局，两支ENIC球队没能完成在欧洲赛场上的会师。

　　对于俱乐部股份的持有，是会受所在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制约束的。例如ENIC对热刺29.9%的股权，事实上是经过周密考量作出的决定，如果ENIC再增加0.1%的热刺股份，根据伦敦股市的要求，他们就必须全部收购热刺剩余的公共股份。29.9%的股份从理论上看并不是 “绝对控股”，然而事实上，热刺俱乐部所有的事情都由ENIC做决定，端坐在白鹿巷热刺主席宝座上的人，正是ENIC的公司总裁丹尼尔·利维。

　　欧足联的出尔反尔有其难言之隐。1999年那次对ENIC的裁决，直接将雅典AEK队踢出了欧洲联盟杯的比赛，然而要让欧足联每个赛季都对ENIC做出类似的处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ENIC公司能将官司打到欧洲法庭和欧盟，能够把欧盟体育委员会主席都说服成为自己的盟友，就可以看出ENIC的活动能量。欧足联也不是一个绝对纯洁的机构，不受任何影响也不可能。

　　所以在ENIC“绝对控股”的两支球队雅典AEK和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没有直接在欧洲赛场上碰面前，欧足联也逐渐对ENIC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至少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欧足联手中，只要ENIC不玩得太过火，欧足联也不会骤下杀手。不过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欧足联已经要求所有参加欧洲赛事的球队，必须在冠军杯和联盟杯赛事开始前，向欧足联申报俱乐部的所有权，使这些俱乐部绝对遵守欧足联的各项规定。

　　ENIC虽然控制了这么多的足球俱乐部股份，可是这个公司在足球运营中的表现却非常糟糕，他们想通过简单的资本运作赚回高额利润，结果这种商业打算在足球产业中却很难行得通。当ENIC在2001年从阿兰·舒格手中得到热刺后，雅典AEK俱乐部当时的主席公开抨击ENIC说：“他们完全不懂足球的运作，他们对足球俱乐部的投入，和他们在这些俱乐部持有的股份完全不相称。”ENIC热衷于收购足球俱乐部股份，却不知道在得到这些俱乐部的控制权后，还需要进一步投入经营，才能让这些足球俱乐部的实力得到真正的加强，他们的做法，和利维在热刺主政头两年的做法一样，就想坐着通过俱乐部自动运转赚钱，结果成绩越来越差，俱乐部也只有亏损的经营结果。

　　雅典球迷抱怨道，在ENIC入主之前，AEK 是希腊国内联赛的三连冠，此后成绩却开始下降。ENIC在得到雅典AEK的控股权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也相当多，可完全控股后，在管理上相当随意，多次更换俱乐部主席，他们还没有理解，这个职位在希腊足球界属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再更换主席影响了俱乐部在圈内的活动能量，而“关系”在希腊足球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英国公司来说，ENIC对待旗下的英国俱乐部和南欧、东欧俱乐部的态度难免会出现不同。过去两个赛季，由于 ENIC过于吝啬保守的经营方针，导致热刺成绩始终无法上升，热刺球迷对此极其不满。在2002-2003赛季结束前，几位熟悉ENIC公司运转内幕的球迷，将这些内幕情况写成3页宣传材料，在白鹿巷广为散发，强调ENIC购买球员时的吝啬，和对俱乐部经营利润的过分重视。英国媒体对热刺球迷的反应进行报道后，ENIC马上改变了经营方针，在今年夏天给了霍德尔足够的资金让他购买球员，热刺这才能得到葡萄牙新星波斯蒂加和法国前锋卡努特。

　　然而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雅典或者布拉格时，ENIC不会予以理睬，有人说ENIC这种厚此薄彼的经营态度完全是英国式的傲慢，不过究其原因，ENIC的投资目的完全是为了从俱乐部赚钱，只要这几个俱乐部能够自行经营下去，那么ENIC就没必要追加投入，因为国际米兰已经证明了足球也许就是一个无底洞，与其用浪漫主义的姿态，挥洒金钱去追逐一个想象中的冠军头衔，不如现实古板地减低投入来提高利润比例来得实在。

　　最不幸的是，ENIC还是一个公众上市公司，这就意味着该公司并不是属于个人的。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首先要对伦敦股市的管理机构负责，然后要对公司的股东们负责，此后才轮到它旗下的企业——俱乐部，再往后排才是俱乐部的球迷。既然是一个公共公司，那么ENIC首先就得保证投资者的利益，球队和球迷的利益却是其次的，这也是上市俱乐部和传统俱乐部之间最大的差别。欧盟在驳回ENIC第二次上诉的过程中也承认了ENIC上市公司的性质，这也是欧盟没有严厉要求欧足联对ENIC及其旗下俱乐部进行严格管理的原因之一，一个上市公司必然要为股东权益负责，球迷往往还不是公司的股东。

　　ENIC是目前欧洲最大的足球俱乐部股份搜集者，此外法国电视台CANAL PLUS也在多家足球俱乐部拥有股份，只是在2002-2003赛季开始前，CANAL PLUS已经决定出售手中巴黎圣日尔曼和瑞士塞尔维特的股份，一方面是因为电视台负债累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盟对ENIC的判罚提醒了他们。

　　然而只要ENIC旗下的球队不在欧洲赛场上直接碰撞，欧足联就不会对这个拥有多家足球俱乐部的公司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潜在的利益冲突无法消除。

　　丹尼尔·利维对欧盟2002年的判罚还很不服气，他仍然坚信ENIC能找到一个办法打败欧足联。在2002年圣诞节前，这个平素很少出现在新闻面前的犹太人说道：“足球圈子里永远会有人在玩阴谋诡计，这谁都阻止不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而欧足联的领导方向，应该是尽量增强这个圈子内操作的透明度。我认为，像ENIC这样一个大的上市公司，本身就能证明其操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要真正想战胜欧足联，ENIC任重道远，它还得不到舆论和公众道义上的支持，只是欧足联对他们的制裁并不会斩尽杀绝，只要玩得不太过分，ENIC旗下的俱乐部还是会有一口饭吃的。但就是在这种双方逐渐产生默契的过程中，ENIC所代表的新游戏规则正在改变着这个本来就问题丛生的足球世界。利益冲突和足球的公正公平怎样才能得到保持，欧足联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8)空中的战争

　　沿着高速公路M1向北直走，到第64个交叉路口左拐，再走上15分钟，你会看到一家名叫“绿树”的酒吧。这家酒吧的形状，如同一个小环岛，两层楼，面积很大，有自己的停车场，距离纽卡斯尔市中心不到半小时车程。在这里度周末，你能在电视上看到周末英超比赛的直播——英国是没有电视台能直播周末比赛的！这个酒吧是英国足球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酒吧老板和空中大盗们，因为足球，开始了一段奇妙的婚姻。

　　英国人最习惯的休闲方式，就是到酒吧里去喝上两品脱啤酒。在不列颠的每条街上，都有着不同的酒吧，风格各异，面对的人群也各不相同。如果在这些酒吧里能够看到足球比赛，尤其是现场直播的英超联赛和欧洲冠军杯，酒吧的生意一定会更加火爆。

　　英国足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复兴，跟巨额的电视转播收入直接相关。拥有英超转播权的天空电视台和英超联赛委员会，都鼓励球迷到酒吧去看球。如果要在自己家里装上天空电视台收费频道的转播盒，每个月得支付30英镑以上的费用，而各种酒类广告，是天空电视台最大的广告收入。球迷都到酒吧去，边喝酒边看球，天空电视台的酒类广告自然能卖得更贵了。每轮英超都会安排一场比赛在周一晚上进行，就是让球迷有更多机会去酒吧看球。天空电视台对酒吧的收费标准，比一般私人家庭购买天空电视台收费频道节目要高出很多，这是默多克旗下企业在英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可是每个周六的下午，除了到球场看球，球迷只有通过听广播了解比赛进展这一种选择。欧足联明文规定，禁止任何成员国在本国直播本国周六下午的比赛，为的是保护本国联赛上座率。于是这些比赛的直播信号通过卫星传播，销售到了其他当天下午没有联赛的国家。同样道理，在英国人们能在星期日晚上看到意大利甲级联赛的直播。因此英超周六下午的比赛在挪威、芬兰、美国、中国等地区都能看到电视直播，而在英国却看不到。

　　足球和酒都是英国人的爱好，许多人一周最大的享受，就是在酒吧捧着杯啤酒，看自己所支持球队的比赛。而周六下午这样一个黄金时段，即便去酒吧也看不到联赛，要到现场去看球，姑且不论球票的昂贵，英超比赛通常都是满座，不提前几天买票，临时去球场，只能受黄牛党的宰割了。球迷的痛苦可想而知。

　　商业巨人把这项运动包装得更加精彩，但是他们在攫取足球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同时，却将球迷硬生生地拒绝在门外。挪威因为本国联赛跟英超只有两周重叠时间，因此每个周六下午英超比赛的信号都能传播到挪威，近邻挪威人能在家中享受观看英超直播的乐趣，而英国人反而被剥夺了这种乐趣。如果有人在英国国内，未购买天空电视台和后来独立电视台的收费频道播放权，擅自接收这些电视信号的话，都属于违法行为，一旦查出，将要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天空电视台在各个城市都有调查巡逻车，查处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所以英国球迷不太可能通过电视在周六下午观看到本国联赛的。

　　在这种背景下，一帮用现代科技武装自己的“空中大盗”出现了，他们成功地劫取卫星信号，帮助许多酒吧得到了丰厚的周末收入。

　　“绿树”酒吧老板萨吉特是第一批购买天空电视台酒吧转播权的人，每周一晚上和周二、周三有英超补赛的时候，他的酒吧收入比平时要高出10倍以上，但天空电视台的转播收费一年比一年高，而每个周六下午，“绿树”都十分清淡，许多酒客宁愿坐在车里听BBC广播5频道的英超直播，也懒得到酒吧来。

　　1996年秋天，萨吉特跟一个名叫格拉汉姆·詹姆斯的曼彻斯特人结识了。詹姆斯是个电脑奇才，他告诉萨吉特挪威电视二台每个周六下午都会直播一场英超。“你只需要一个卫星信号接收器、一个信号解码器和一张SMART CARD，就能在这里直播英超周六的比赛。”詹姆斯不经意地说道。

　　这句话让萨吉特如梦方醒。他立即打电话询问一些律师，看这种盗播是否违法，律师给他的答复非常含糊，因为如果劫取的是非欧盟国家的卫星信号，盗播者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便劫取的是欧盟国家的卫星信号，关于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界定仍然非常混乱。

　　萨吉特满心欢喜地开始了他和詹姆斯的合作，卫星信号接收器、信号解码器和SMART CARD总共花费了他550镑，“不过我在第一周就把成本收回了。”詹姆斯还给老板安装了一个有AB两个键的转换器，按下A键，“绿树”大电视屏幕上转播的是天空电视台节目，转到B键，挪威电视二台的节目便跳了出来。

　　1996-1997赛季前半段正是凯文·基冈带领纽卡斯尔联队狂飚突进的时候，班霸曼联几乎无法追赶纽卡斯尔联队在英超的前进步伐。刚开始盗播英超周六比赛时，萨吉特还不敢贴出告示，但是两周过后，“绿树”的周六下午便人满为患，“每个周六下午我的营业收入至少能增加20%，如果有纽卡斯尔联队和米德尔斯堡队的比赛，收入更加可观，最多一次我赚了1000镑，”萨吉特非常得意他的新财源，“我想那些酒类公司也会非常满意的。”一般的英超比赛，萨吉特不会收门票，但是酒客数量剧增，光靠买酒他的收入就不少了，赶上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2镑一张的门票，门口还有人排长队。

　　两个月后，萨吉特周三就在“绿树”大门贴出了“本周六下午3点：切尔西对纽卡斯尔联队”的公告，他的停车场已经无法容纳酒客们的车辆，而在纽卡斯尔附近，借用空中大盗的技术盗播英超周六比赛的酒吧，已经上升到了17家！

　　格拉汉姆·詹姆斯1年时间内，共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地区为150家酒吧安装了他的卫星信号盗转系统，他为自己在曼彻斯特买下了一幢漂亮的别墅。来自挪威的卫星信号在英格兰北部迅速蔓延，很多人都在猜疑这种盗播手段是否合法，但是谁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手段来制止。

　　毫无疑问的是，萨吉特和詹姆斯行走在一段法律的灰色地带，他们利用现代科技的速度，比法律要更快。英超联赛委员会对此极其恼火，天空电视台也在计算自己潜在的经济损失，当时英超联赛委员会主席里克·帕里指出：“他们在转播一种自己没有付费的信号，这当然是非法的。”

　　然而法律是什么？挪威电视二台跟英超当时的合同，价值3年900万英镑，他们得到了每周六直播英超的权利。英超当然想制止这种行动，球迷倘若能从其他途径收看到英超，那么他们跟天空电视台在英国的惟一合同便名存实亡了！

　　挪威的英超图像信号，跟BBC的“当日比赛”节目以及后来独立电视台的“英超集锦”节目来源一样，都是由BBC在比赛现场安置的摄像机捕获，转到位于伦敦的TWI电视公司总部，这些信号经过英国电讯公司BT加密后，通过卫星转给挪威电视二台，挪威电视二台再进行解密，然后把信号传送到用户电视机上。由于挪威处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必须用很强的卫星信号，才能解决海湾峡谷对地面信号的阻挠，因此这些信号很容易在西欧其他地区获得。

　　到2000年，英国已经有32万张SMART CARD在运行，劫取的都是卫星传送的挪威电视信号。在这些电视节目中，不但有英超比赛、新公映的电影，还有许多色情节目，而这些节目在英国或者收看不到，或者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

　　对于空中大盗们劫取外国电视节目的卫星信号，然后在本国播出，英国的法律还给不出一个答复，因为没有哪条法律估量到了这种新形式的知识产权侵犯。英超找了无数的法律顾问咨询，结果仍然是一片茫然，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挪威人。

　　英超对挪威电视二台的警告是，如果他们不采取技术手段制止信号被盗取，英超将不再跟挪威电视台签约。挪威人觉得很冤枉，因为此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是为了保证国内的电视市场，他们不能不行动起来。

　　1998年春天的一个周六下午，许多球迷来到酒吧观看阿森纳对利物浦的比赛，3分钟过后，挪威电视信号突然中断了——挪威电视二台对卫星信号进行了重新加密和解密，英国酒吧的解码器没能做出及时反应。1比0，挪威转播者领先。

　　詹姆斯们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采用了一些自动更新数据的SMART CARD?通过互联网研究二度解密卫星信号的方法，酒吧老板照样打出下周六比赛的公告，并且安慰着焦急的球迷们。当第二个周六下午3点来临时，许多更新了 SMART CARD的酒吧里照样人满为患，比赛转播了3分钟，信号又消失了，可是5秒钟过后，SMART CARD重新找到了新的卫星信号，解码程序马上进行，比赛画面又回到了屏幕上，酒吧里一片欢腾。1比1，空中大盗追平比分。

　　英超赛季正在接近冲刺阶段，阿森纳在疯狂地追赶着曼 联的领先地位，而这场在空中进行的战争同样惊险激烈。当第3个周末来临时，3分钟后挪威电视二台再度更换信号，可是空中大盗们马上找到了新的卫星信号，在半个小时时间内，挪威电视二台3次更改信号密码，但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英国空中大盗。第三回合的交手，结果是空中大盗反超比分，2比1。

　　这场空中的战争，很快就停止了，因为挪威的足球新赛季已经开始，根据欧足联的规定，挪威电视二台停止了每周六的英超直播，该赛季结束后，挪威电视二台跟英超的3年转播合同到期，英超联赛委员会彻底失去了对挪威人的信任，决定不再跟他们续约，把下一阶段的转播权卖给了法国电视巨人CANAL＋。然而这家法国公司的电视信号，同样是通过卫星传播的，更换合作伙伴，并不能阻止空中大盗无孔不入的渗透，英国北部的酒吧，依旧延续着他们每周一次的周末足球盛事。

　　有趣的是，许多酒吧老板购买卫星信号解码器的费用，是从那些酒类公司获得的。酒类公司能够通过周末的足球比赛直播卖出更多酒精饮料，不到1000英镑的解码器，对他们来说只相对于九牛一毛的营销投入，效果比打广告还好。

　　英超联赛委员会意识到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了，然而他们得不到法律的直接帮助，于是他们寻找到了第一条捷径——警告空中大盗们：你们销售传播解码器的做法，在英国是非法的，如果再度使用这些科技产品转播英超比赛，我们将在法庭见面。

　　绝大部分空中大盗并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散兵游勇们要在法庭上跟财雄势大的英超打官司，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格拉汉姆·詹姆斯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违法，可他在空中盗窃的收入已经够多的了，他不愿意承担法庭对质的风险。英国是一个不成文法的国家，即便英超用法庭威吓空中大盗们，这种手段本身并不是法律，除非有人应战，在法庭上跟英超正面交锋，形成一个案例后，才会构成新的法律。

　　空中大盗的流金岁月，似乎在1999年春天走到尽头，英超联赛委员会发现他们这一招很管用，第二步便是针对酒吧老板来的，理由同样是：使用解码器转播未付费的英超比赛属于非法行动。这张状纸递到了法庭，法庭决定开始调查，酒吧老板们跟空中大盗一样，决定收手，因为即便他们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在旷日持久的法庭论争中打败英超。周末英超比赛的酒吧收入的确是一块肥肉，但跟法庭诉讼费那个无底洞相比，他们宁愿放弃这块肥肉。

　　伯明翰市中心的一家酒吧成了惟一的应战者，老板罗特觉得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然而在1999年3月17日开庭前一天，罗特撤退了。一场没有人应战的战争，让法庭轻易做出了决定，他们指出罗特的酒吧利用解码器和SMART CARD转播挪威电视台的英超比赛信号是非法的，这是法庭能得出的惟一结论。

　　英超联赛委员会没有想到，他们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恫吓，居然能发挥如此神奇的效果，在这场流产的官司过后，大部分空中大盗消声匿迹，英国北部酒吧的周六午后，也恢复了以往的冷清平淡。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围绕未经付费直播足球比赛的这场空中战争还在延续。

　　当1999年8月末来临时，英超联赛委员会有了足够的信心，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歼灭了空中大盗，可是在英国北部的酒吧里，老板们依旧肆无忌惮地挂出一块小黑板，上面明确写着周末比赛的转播场次，以及酒吧的入场费。英超联赛委员会派出了许多密探去调查这些酒吧，发现转播者的数量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酒吧老板们仍然猖獗。

　　“绿树” 就是其中之一。萨吉特根本不在乎法庭的判决，“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行动也是非法的，让他们来跟我打官司吧。”这是他嚣张的宣言。

　　在英国北部，仍有数以百计的酒吧盗取国际卫星电视信号，转播周末英超比赛，而这些酒吧很少以连锁形式出现，跟英国南部，尤其是伦敦附近的酒吧经营形态相比，他们更加传统，许多都是家族作坊式的经营。由于英超联赛委员会在法庭的胜利，并没能将这一法案变成通用性的案例，如果他们想要杜绝空中大盗和酒吧老板对英超周末比赛的“侵权”直播，那么英超只能跟这些小酒吧们一个一个地去打官司，而且每场官司延续的时间和产生的费用，都无法估量，法庭将在何时做出判决，更是谁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英超用一种手段击碎了这些散兵游勇的组合，可是当这些散兵游勇们无惧于法庭的判决，继续自己的盗播信号行动时，英超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他们再度向境外转播伙伴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技术手段，在技术上压倒空中大盗，可是这种尝试同样失败。

　　更糟糕的是，数码电视的出现，并没能帮助英超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把英国甲乙丙3级联赛委员会也拉进了这个泥潭。数码电视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后期出现时，被认为是足球商业化的一条新路，许多足球俱乐部和足球商业人士，都指望着从数字电视的普及中大捞一笔。这种新科技最早在美国出现，电视信号无须经过卫星传送，而且具有很强的保密功能，就像数码电话刚出现时一样。同时数码电视还能让更多的足球比赛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这对职业足球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

　　然而就在天空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大张旗鼓推广数码电视的同时，美国的空中大盗们已经掌握了破解数码电视信号的科技，这种技术马上出现在了英国。独立电视台数码台为了跟天空电视台争夺英国足球市场，在2000年一口气与英格兰甲乙丙3级联赛签下了3年3.7亿英镑的巨额合同。然而他们根本没想到，数码电视的信号也不保险，就在独立电视台数码台开始转播甲乙丙3级联赛的同时，空中大盗们已经将信号盗取技术使用了起来，尽管这种盗播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因为他们盗播的是本国电视台的信号，可酒吧都是以散兵游勇的形式出现，而且盗播形式非常保密，不像盗播外国信号转播英超那样明显，联赛委员会和电视台要找到证据，要和他们打官司都不容易。

　　2002年夏天，独立电视台数码台宣布破产，在这一个财政年度，他们每天亏损金额达到了100万英镑，跟英格兰3级联赛签下的合同完全无法履行。虽然独立电视台对于英国足球市场过度看好，是他们走向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空中大盗的盗播手段，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媒体喜欢用2001年圣诞节后的一场比赛，来形容独立电视台数码台在泡沫经济中的愚昧：英甲诺丁汉森林主场应战格林姆斯比，电视观众只有1200人。但是英国媒体没有披露的是，在当时诺丁汉地区的酒吧里，通过非法渠道盗用信号收看比赛的观众，超过了1万人。

　　空中大盗对英国本国足球的渗透，已经让联赛经营者头大如斗，而他们的触角不仅限在英国国内，欧洲俱乐部杯赛，是空中大盗们看好的另一块肥肉。

　　利物浦有一间规模颇大的酒吧“ONE FOUR”，里面有几十张台球桌，一个超大的电视投影屏幕。许多周末的下午，当你来到这间酒吧门前时，你会发现有身高体壮的保安把门，进去得缴纳两镑的入场费，因为这时进去，你能看到英超周六比赛的直播。在利物浦市中心都有这种明目张胆盗播英超比赛的酒吧，确实让人吃惊，不过酒吧老板和酒客们都习以为常了，电视转播的，大多是英超卖给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赛信号，打出的字幕都不是英文，电视解说员的语言也不是英文，不过由于BBC电台5频道转播多场英超比赛，老板只要用他的音响系统适时播放出对该场英超比赛的现场直播，图象和解说便有了完美的结合。

　　“ONE FOUR”对英超比赛的盗播肯定是非法的，但是他们也购买了天空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数码频道的转播权，平时转播这两个电视台的英超晚间比赛和欧洲冠军杯比赛时，入场费也是两镑。一个赛季下来，英国和欧洲有着太多的足球赛事，酒吧反正也交了高昂的转播费用，谁还会去跟他们斤斤计较。不过“ONE FOUR”盗播的内容，还包括了欧洲赛事，这也是他们最独特的一方面。

　　2002-2003赛季的欧洲冠军杯赛事，英格兰有阿森纳、利物浦、曼联和纽卡斯尔联队4支球队参加，这项比赛的英国转播权被独立电视台买下，不过独立电视台通常只有两个频道直播比赛，他们并不能保证每场比赛都转播，9月下旬阿森纳客场对垒荷兰埃因霍温的比赛，和利物浦客场对巴塞尔的比赛，独立电视台就没有转播。如果这天你走进“ONE FOUR”，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场景。

　　缴纳了两镑入场费后，所有台球桌都封盖好了，变成了临时的座席，电视画面上转播的正是阿森纳在荷兰屠宰希丁克部队的场面，而麦克风里传出的，正是同一时间利物浦客场对巴塞尔的广播直播。利物浦的球迷对伦敦球队阿森纳的感情是比较淡薄的，但是能看到英格兰俱乐部扬威欧洲并不是坏事，同时还能听到利物浦远征瑞士的消息，当然就好上加好了。虽然听不到电视转播的声音，不过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出，这是荷兰电视台的信号，中场休息时，更出现了克鲁伊夫对荷兰电视台点评上半场表现的画面——这场比赛的信号也是空中大盗们劫取的！“ONE FOUR”的老板这一个夜晚招来了100多个球迷，他的电视转播不用支付一个便士，广播转播也是免费的，而他的入场费收入就有300多镑，卖出的酒类和香烟收入更加惊人，这种生意谁不愿意做？

　　把欧洲赛事也纳入到盗取的范围内，是空中大盗们开辟的新疆域，这种手段是否侵权，答案肯定是明确的，但是在利物浦，盗取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电视台的欧洲赛事直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秘密。

　　欧足联不能不恼火。他们有过明文责令英足总审查相关事实，并且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可同样的传真也出现在意大利足协、法国足协和丹麦足协的办公室里。空中大盗已经不再是英格兰北部独特的群落了，当商业机器想要控制住这个获利巨大的足球市场时，总会有一些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挑战权威。

　　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欧足联也考虑走上法庭，利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同一性法规措施进行约束，但是这种官司要如何打，针对各个不同国家将采取哪些不同的方式，却是任何律师都不敢接手的业务。博斯曼的律师当年能颠覆整个足球世界的游戏规则，利用的就是欧盟对本地区内劳工权益保护的法案，可是对于足球比赛转播当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欧盟也没有案例能供律师参考，更何况这些侵权现象出现在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地区，打赢了一个地区的官司，并不见得这个案例放之四海皆准。

　　欧足联也陷进了让英超联赛委员会束手无策的泥潭，他们可以借鉴英超联赛委员会利用法庭力量威吓空中大盗和酒吧老板的作法，但是他们面对的对象更加广泛，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官司如果打下去，欧足联胜算很大，可是天知道这官司要打多久，如果没有任何人应战的话，官司本身还不成立，就更别提什么可供后来人借鉴的案例了。

　　官兵抓飞贼的游戏，仍然在延续着，但是官兵在没有受到致命威胁，自身利益也没有受到绝对影响时，捕杀的过程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飞贼们知道未来形势的严峻，但是他们可以随时用更高更新的科技来武装自己，天空中也散布着无数令他们发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飞贼们都是散兵游勇的游击队组织，游击战是他们最擅长的作战方式，只要不形成大规模行动，官兵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空中大盗们最先闯进的，是一片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也正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足球的电视转播牵涉到了商业利益，但是跟威胁到国家安全、重大商业机密相比，对这种知识产权的侵犯并不是很严重的，而且他们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的盗播，不会利用公共设施和渠道来散播这些内容，对于正式转播者的转播利益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冲击。

　　转播者自然不会容忍空中大盗的继续横行，他们会继续寻找法律的帮助，从正面打击空中大盗的行动，这也是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方式。然而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论商业机器是如何强大，要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夺普通人的生活享受，必然会遭受各种方式的还击。英国的足球市场，正在走向集权化的方向，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足球最原本最真诚的喜爱。空中大盗的出现，虽然也包含了许多商业方面的因素，但是把这个现象理解为球迷对商业足球的反抗，并不算太离谱。

　　今天的英国人会用崇敬仰慕的心情回想起数百年前反抗强权的罗宾汉，今天的强权商业机器用当年类似封建政府的统制手段，去对付目前罗宾汉式的空中大盗，但是谁又知道百年后人们将如何评价今天的罗宾汉？能让人们记住的是，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周末，欣赏到了一场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9）对号入座

　　一个濒临倒闭的室内装修公司，因为“泰勒报告”，成为了一家利润惊人的上市公司，一帮足球圈内的头面人物，举手投足之间，就能给这家公司带来滚滚财源。PEL10年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英国足球过去10年飞速发展的另一面。

　　1989年PEL是一间室内装修公司，经营范围以学校教室课桌椅生产和安置为主，都是那些塑料桌椅。不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间雇员不过三十余人的公司即将倒闭。就在这一年，一位名叫麦克·麦金尼蒂的伯明翰商人买下了这间公司。麦金尼蒂同时还是附近西布朗维奇俱乐部的董事。

　　时年49岁的麦金尼蒂雄心勃勃，他以商店装潢业起家，入主PEL之前卖掉了自己的公司。此时的麦金尼蒂目标十分明确——他要把PEL改组成一个以球场装修为主业的新公司。

　　PEL公司以前也考虑过进入这块新市场，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生产经验，为各种球场安装全新的座椅，不过他们和英国的足球界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足球成了PEL无法涉足的一个领域。

　　一切都将发生改变，自从麦金尼蒂进入PEL以后，PEL将为数以百万的球迷座位提供专门座席。他自己后来也成为了考文垂俱乐部主席，雇用了前英格兰足总首席执行官泰德·克罗克为“PEL球场座席安装有限公司”的第一任总裁。英足总首席执行官总管足总日常事务，实际权力超过了主席这一虚衔。此后克罗克的女婿，尼克·哈里森，也成为了PEL的销售经理，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而麦金尼蒂在西布朗维奇董事局的朋友、前英格兰足总主席、西布朗维奇俱乐部的终身主席，大名鼎鼎的伯特·米利奇普爵士(2002年12月逝世)，也被麦金尼蒂聘为PEL公司的顾问。

　　就因为在英国职业足球圈里这些人脉关系，PEL得到麦金尼蒂的支持，迅速打破了过去10年无法打破的坚冰，成为了英国乃至欧洲足球和体育场馆的专业座椅提供商，这个行业在整个九十年代都是十分繁荣的。

　　PEL公司从破产边缘被救活，并且在10年时间内发展成一间中等规模、利润率奇高的上市公司，完全得益于英国足球最黑暗的一段岁月。1989年4月15日，是英国历史上可怕的一天，因为希尔斯堡惨案。这一天当利物浦和诺丁汉森林在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主场进行的足总杯半决赛上，因为希尔斯堡球场过于残旧，一个看台坍塌，造成96名利物浦球迷丧生，数以百计的球迷身受重伤。此后每年的4月15日，都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缅怀死难者的日子。

　　希尔斯堡惨案将当时英国足球严重落伍于时代的状况公诸于世，尽管事出非常，可社会公众意识到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在任何一个英国球场发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足球流氓引起的骚乱，希尔斯堡比 1984年在布鲁塞尔海塞尔球场发生的冠军杯决赛惨案还要令人震惊——英国已经没有一个安全的球场！百年残旧的球场、对于足球流氓问题过于严酷的镇压，以及对公众安全的漠视，将自绝于欧洲赛场的英国足球抛进了最低谷。希尔斯堡成了英国足球的一个分水岭。

　　随之而来的是一份著名的调查报告：1990年1月，“泰勒报告”面世，这是在大法官、上议院议员泰勒主持之下，对英国足球进行的“最全面的一份调查和评判报告”。泰勒在这份报告中对于英国足球“过往的糟糕领导风格”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直接指出英格兰足总和英格兰联赛委员会“完全没有在保障公众安全方面完成自己的责任”。

　　泰勒在这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分析道：“职业足球界的上层机构本应该保证观众的安全和舒适，通过规则和榜样，来维持球场的秩序……显然他们完全没能将这些公众愿望付诸现实。”

　　对于各俱乐部的董事和领导们，他的抨击也是同样严厉的：“在很多事例中显示，一些俱乐部的董事和领导们简直对俱乐部的支持者缺乏兴趣。董事局里的利益斗争，围绕球员转会和俱乐部股份买卖进行的交易，似乎是这些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在追逐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时候，忘记了作为一名俱乐部董事的社会责任。”

　　“泰勒报告”的初稿中并没有建议将所有球场改为全座席球场，不过在和英足总磋商后，终稿中，将全座席球场这一条款增补了进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在“泰勒报告”中被猛烈抨击的人，利用了“泰勒报告”的内容，从英国球场全部改建为全座席球场的过程里，牟取了商业暴利。希尔斯堡的鲜血，养肥了一批在职业足球界上空盘旋的商业秃鹫。

　　希尔斯堡惨案爆发时，英格兰足总首席执行官是格拉汉姆·凯利，2003年12月，他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沾沾自喜地回顾自己当年建议将所有球场改为全座席球场。凯利甚至说，就在希尔斯堡惨案爆发当晚，他就在足总的紧急会上提出了这一建议：

　　“我当时说，尽管球迷百年来都习惯了站着看球，但是为了避免惨案再度发生，我们必须在顶级联赛中推行全座席系统，这一措施要尽快落实。因为希尔斯堡惨案之骇人听闻，职业足球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推行全座席球场，这是让英国足球恢复信心的一项重要使命。”

　　即便全座席球场并没有成为英足总的一项政策，因为低级别联赛俱乐部一直反对这项动议，因为当时许多的丙级、丁级俱乐部缺乏翻修球场的经济能力，但是英足总和泰勒调查的配合，还是让英国足球场馆得到了极大改观。此后10年时间，总共有6亿英镑的资金投入到球场改建上，凯利认为这就是英国能承办1996年欧洲杯和申办2006年世界杯的最大原因。

　　“泰勒报告”终稿面世后，第一批受益者并不是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球迷，而是形形色色的建筑商，一片巨大的市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设计师、建筑公司、水电公司、运输公司……当然，还有专门生产塑料座席的专业公司，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发财的黄金机会。此后10年，数以百万计的金钱都将砸进英国球场，而PEL公司在这10年间，为60%的英国足球场提供了观众塑料座席。

　　麦克·麦金尼蒂购买PEL公司的时间，正好是希尔斯堡惨案之后、“泰勒报告”面世之前。从商业角度看，麦金尼蒂当时的先知先觉是十分出色的，可圈内人都知道，麦金尼蒂早就掌握了大量相关信息，他通过圈内人的密语相授，分析出了这个潜在的黄金机会。当时的英足总主席为伯特·米利奇普爵士，与麦金尼蒂相交甚密。PEL公司的首任总裁泰德·克罗克刚从英足总首席执行官位置上离职。麦金尼蒂的公司轻易得到了两位足球圈内高层人士撑腰，一夜之间就成了纯粹的“圈内公司”，他们每天都在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是PEL潜在的顾客。

　　在接受独立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麦金尼蒂自己也承认：“‘泰勒报告’催生了球场座席这个细分市场，而在我收购PEL时，我已经具备了为球场提供座席的业务能力，两者珠联璧合，球场座席市场的容量在 ‘泰勒报告’面世后剧增，给了PEL完美的发展机会。”

　　生产和安置球场座席，事实上是科技含量非常低的一种简单行业。给中学提供和安装课桌椅需要多少专业知识？PEL连实验室都不需要，就能轻松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问题在于，有谁会给他们这些工作机会。

　　PEL有一个竞争者，METALIFORM公司，做的是同类业务。在该公司的展示会上，小学生都能知道安装一个球场座席是多么容易，只要在球场看台上钻几颗穿透水泥的铁钉，然后固定好座席的底架，然后再嵌上座席靠背，就一切OK了。

　　在麦金尼蒂入主前，PEL公司生产家具和办公家具的能力就很强，生产塑料座席完全没有问题，公司的繁荣就得看销售情况如何。希尔斯堡惨案之前，英国足球场馆对座席需求量不高，PEL也做过一些球场座席安装业务，例如在八十年代初，他们曾为邻近的西布朗维奇俱乐部安装过座席，然而绝大部分俱乐部都不太乐意在球场内装修上进行改进，除非情况糟糕到非改进不可的地步。希尔斯堡惨案之前，PEL总共安装过4000个球场座席，此后10年这一数字以火箭速度蹿升。

　　1990年，在英国从事同类业务的还有几家公司，“泰勒报告”让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商业机会。METALIFORM公司的总裁沙雷特回忆道：“在这个行业里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当时生产塑料座席的设备比较贵，运营成本也很高，可没有多少项目，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好。我记得在希尔斯堡惨案之前，我的公司就在西汉姆联的厄普顿公园找到过一点生意，然后在苏格兰安装了两个小球场的座席。当时最大的公司是RESTALL和HILLE。”

　　当时PEL只是球场座席公司中的榜尾者，然而麦金尼蒂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排名。该公司销售经理尼克·哈里斯2000年就对BBC记者透露过，从1990年到1999年，PEL在英国共安装了 160万个体育场座席，而且他们在这个行业里的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在45%到70%之间。PEL在英国安装的第一百万个座席，正是离公司所在地不远的维拉公园——这个球场所有的座席都是PEL生产安装的。

　　哈里森本人在1990年1月加盟PEL，他说道：“我们计划每年生产和安装15万到 20万个体育场座席，在商业运作上，合理的时机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发展显然顺应了英国足球市场的发展。”

　　有着身为前足总首席执行官岳父支持的哈里森亦不讳言公司高层的足球“圈内人”影响。“我们在足球圈内良好的关系，当然是我们能够做大的主要原因。我们的主席麦克·麦金尼蒂是考文垂俱乐部主席，我想他的关系网对公司发展的帮助是巨大的。我们的顾客们对PEL公司有信心，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能按质按期完成合同。全国各地各个足球俱乐部的主席都认识麦金尼蒂先生，他们知道要找到麦金尼蒂先生很容易。”

　　圈内人的“关系”决定了PEL的成功，哈里森也不忌讳谈论他岳父大人对PEL的重要性。“在1989年底泰德(克罗克)进入公司时，他刚刚离开足总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因此他当时在足球圈内知名度很高，不仅英国足球界，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他也有许多朋友。他的关系当然帮助了公司成长，因为他从来不偏向于某一个俱乐部，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确是一个态度公正的人。由这样一个人充当公司首脑，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就在PEL蓬勃发展过程中，麦金尼蒂也不否认这些“关系”带来的帮助。“泰德把我们引荐给各个俱乐部，这种介绍太重要了，”他曾经说过，“我们每次出发，泰德都能打开一扇又一扇门，他的名声和经历，让各个俱乐部主席马上肯定了PEL公司。虽然他们都得按照‘足球基金’(“FOOTBALL TRUST”——英国政府的足球监督机构，负责将足球博彩盈利分配给各项足球事务)的要求，每个足球建设项目必须由3家以上公司进行投标，不过先赢得各俱乐部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泰德相信PEL公司的质量，他让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事实上，克罗克独特的足球“圈内人”关系，将麦金尼蒂和他的PEL公司直接带入了英国足球这个对外封闭圈子的核心地带。当时的克罗克头上有两顶帽子，除了PEL公司总裁外，他还是英足总的名誉副主席，所以在1990年一个关于安置体育场座席的全国性会议上，克罗克成了发言人之一。克罗克的演讲十分精彩：“……太阳已经下山，夜幕已经降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英国人如何改建自己的球场，如何延续我们百年足球传统，我们必须现在就动手，来改变一切……”

　　克罗克自己就是第一个动手的人，他的 “关系”改变了一切。据说就在他这个著名演讲发表后一个小时，曼联当时的主席爱德华兹、利物浦主席摩尔斯都主动找到克罗克，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的俱乐部完成全座席工程。虽然英国足球的太阳已经下山，PEL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对于一个生产球场座席的公司总裁来说，能在这种全国性会议上为自己做商业宣传，自然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克罗克的表现不仅于此，作为足总名誉副主席，他还经常会出现在各种足球比赛中，尤其是去那些球场有待改建、站席过多的俱乐部。克罗克一到此地，本来就因为身份特殊受人尊重，他再结合着“泰勒报告”营造出来的逼人形势，现身说法为PEL公司做一点宣传，大额订单唾手可得。

　　这种靠“关系”发财的商业模式，在转型期的中国也许屡见不鲜，然而在英国这个社会制度健全的环境里，未必能为人所接受。全英球迷协会(British Football Supporters Association)秘书长斯皮尔斯就多次指责过PEL公司的发展：“这个公司有成员是足总高官，有职业俱乐部的主席，而且正是因为足总利用了‘泰勒报告’并提出意见，最终才有了职业俱乐部必须修建全座席球场的条款。我们都知道，当初向泰勒法官建议全座席球场的人当中，克罗克就是最积极的，他同时又是一家球场座席公司的总裁，这难道不存在‘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吗？”

　　在竞争对手看来，PEL进入这个市场，采取的是低价竞销策略，当时最大的球场座席安装公司HILLE就很不爽，该公司总裁指出：“他们把行市搅乱了，用超乎寻常的低价来抢夺订单。那时候一个足球场的座席价格在13镑到15镑之间，可PEL的开价只有8镑到9镑。”

　　麦金尼蒂得到的第一份订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为翻修后的希尔斯堡球场莱平巷看台安装座位，这个看台正是惨案发生的看台。不过PEL的第一项业务完成得并不出色，后来承包球场翻修的建筑公司还将PEL 重新召回，让他们对2000个未达要求的座位进行了重新安装。

　　尽管开局不利，PEL的飞速上升仍是不可遏制的，全英足球场有160万个座席等待他们来生产安装，现英超球场70%的座席由PEL提供，PEL毫无疑问是英国乃至欧洲最成功的球场座席公司，他们的顾客名单很长：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阿森纳的海布里球场、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切尔西的斯坦福桥球场、阿斯顿维拉的维拉公园、西汉姆联的厄普顿公园、桑德兰的光明球场、西布朗维奇的山楂球场、伯明翰的圣安德鲁斯球场、沃尔夫汉普顿的莫里纳克斯球场……当然，这份名单里还有考文垂的高地路球场——麦金尼蒂可是这里的主席呀！

　　除足球之外，通过体育界相连的关系，PEL还在一系列的全国性体育场里获得了商业机会，他们的客户名单还包括伦敦的温布利大球场、格拉斯哥的汉普顿公园、卡迪夫的千年体育场、温布尔登网球场中央球场、赛车的银石赛道等等。用尼克·哈里森的经验介绍来说，众口相传成了PEL的发财之道：“足球俱乐部彼此会交流经验，每个主席都会相互打听，看谁来为他们安装座椅，很多人都会介绍起PEL，‘他们是市场领先者，我们的好朋友’，于是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

　　承包下这么多顶级俱乐部的球场座席，麦金尼蒂的生意想不做大都很难。虽然他控制的考文垂俱乐部日薄西山，可曼联、阿森纳、利物浦和切尔西都是他的主顾。

　　从PEL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里，很难看出他们通过安装球场座席到底赚了多少钱，因为PEL并没有将球场座席这一项主营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剥离开来，不过麦金尼蒂在各个俱乐部董事局的影响力，肯定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

　　1992年，麦金尼蒂成为西布朗维奇俱乐部历史上第一个被合伙人投票赶出董事局的董事，原因至今不明。麦金尼蒂自己的解释是，同城对手阿斯顿维拉的老板道格·艾利斯一直在拉拢他进入维拉董事局。不过此后麦金尼蒂没有加盟维拉公园，反而在1995年成为了考文垂副主席，在2002年成为主席。凑巧的是，西布朗维奇、阿斯顿维拉和考文垂这3个跟麦金尼蒂关系最密切的俱乐部，主场座席全部由PEL提供。身为俱乐部高层人物，同时又是一个球场座席公司的老板，以这样的双重身份和俱乐部谈座席生意，必定有“利益冲突”之嫌，可是麦金尼蒂矢口否认：“别以为俱乐部主席和董事们都那么傻。他们在买卖球员时会被感情因素影响，但是在谈这种生意时，个个都如精似鬼，能让他们拍板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球场座席公司的交货时间和价钱。”——他仍然在为PEL公司做广告，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老牌职业俱乐部的主席。

　　为了防范媒体对他复杂身份的调查，麦金尼蒂还搬出他聘用的克罗克(1992年逝世)和前足总主席米利奇普爵士为证。他认为这两个人在英国足球界的清誉，能为自己洗刷掉一切嫌疑。

　　克罗克肯定是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为PEL做出贡献的，得到整个欧洲足球界尊敬的米利奇普爵士呢？米利奇普身前是“足球基金”委员会成员，希尔斯堡惨案之后，共有6亿英镑用来帮助修建足球场，其中1.6亿英镑为公共基金—— 政府拨款或博彩资金，“足球基金”委员会的责任便是确定哪些球场项目应该得到公共基金。PEL公司虽然不是公共基金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得到公共基金的球场项目，在安装球场座席上有更宽裕的资金来源。从这一点看，米利奇普爵士身为PEL公司顾问，即便他对PEL的业务“不顾”也“不问”，他特殊的地位必然为 PEL提供了间接获利的机会。第二层“利益冲突”由此可见。

　　米利奇普爵士正式成为PEL的受薪顾问，是在1997年，这一年他从英足总主席位置上退休。尽管麦金尼蒂在西布朗维奇俱乐部名声狼藉，该俱乐部的终身主席米利奇普爵士和他的私交却一直良好。到1997年，PEL对英国国内体育场的垄断已经形成，为了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他们扩张的范围超出了英伦三岛。

　　对于那些在欧洲大陆上领先的足球强国，PEL并没有太多兴趣。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荷兰都有着自己健全的足球场体制，二战以后这些国家都陆续采用了球场座席制，站席很少见。不过麦金尼蒂知道，在“铁幕”消失后的东欧国家，仍有着丰厚的商业利润等待他去攫取。

　　所以米利奇普爵士在1997年的加盟格外重要，即便从足总主席位置上退休，老爵士仍然是欧足联执委，他对职业足球界新一代的商业经营不甚了然，不过由他出面去为PEL介绍一些关系，实在是轻而易举。

　　在他逝世前两个月，米利奇普爵士还回忆过他对PEL提供的帮助：“只是做些介绍而已，带领他们认识一些人。他们觉得英国市场接近饱和了，让我给他们介绍一些东欧国家的足球关系，我记得当时我给他们介绍了几个捷克足球界的朋友，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记不清了。”

　　米利奇普亲自参与的另一项英国足球大事，也让 PEL从中受益。在他身任足总主席时，爵士曾与德国足协达成过一个“君子协定”，那就是在英格兰争办1996年欧洲杯主办权时，以支持德国争办2006年世界杯主办权为交换条件。麦金尼蒂对老爵士此事十分支持，因为德国是他梦寐以求的另一个市场。在布莱尔政府上台后，由于1996年欧洲杯的成功，英格兰足总背信弃义，置米利奇普的“君子协定”不顾，与德国人竞逐2006世界杯主办权，麦金尼蒂是当时对足总最激烈的批评者——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商业利益。德国人如果得到2006年世界杯主办权，不知道有多少个球场座席需要重新安装，有米利奇普爵士这个“德国人的朋友”支持，他能轻松进入德国市场！

1999年，为了争取2006年世界杯主办权，英足总组织了一个“足球民族”的世界巡回活动，由博比·查尔顿爵士和莱因克尔作为大使，PEL公司虽然强烈反对英国与德国竞逐，却还是作为“官方球场座席提供商”参加了这次活动，因为麦金尼蒂知道这是PEL又一次在全球做广告的机会。

　　1999年，PEL公司的营业额达到7500万英镑，球场座席安装在公司业务范围内虽不算大头，却是重要的利润来源。后“泰勒报告”时代让这个公司得到了10年疯狂发展的机遇。从法律上看，PEL公司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然而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绝对值得怀疑。

　　在和现任英格兰足总首席执行官帕利奥斯的交谈过程中，询问他如何看待PEL利用足总高官和俱乐部高官身份，为自身牟取商业利益的行为，帕利奥斯以“无可奉告”做答，他甚至谨慎到连半句评论都不加。全英球迷协会则不这么看，秘书长斯皮尔斯是个利物浦球迷，希尔斯堡惨案爆发时，她正在现场，对于PEL的存在，斯皮尔斯感到无比悲哀：“泰勒在他的报告中谴责了那些不顾球迷利益，只埋头从足球中赚钱的人。‘泰勒报告’出现后，英国足球发生了巨变，可是从这些巨变中获利最多的是什么人？这份报告的原旨是要给球迷带来真正的利益，然而恰恰是这份报告中谴责的那些人，以及提出这份报告的人，从报告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就因为推行全座席球场这一条要求，‘泰勒报告’创造出了多少个百万富翁？”

　　风水轮流转，10年的发财历史未必能长久延续下去。2001年5月，麦金尼蒂把PEL由上市公司改组为私人公司，然后转给儿子耐杰尔·麦金尼蒂，自己在2002年发动考文垂俱乐部“政变”，赶走主席理查德森，自己升任主席，那一年考文垂从英超降级，经济状况危若累卵。

　　2002年底，PEL的营业额狂跌至1900万英镑，尽管这一年他们为南安普顿俱乐部的新主场圣玛丽球场提供了全部座席，但球场座席行业的全面萎靡，让PEL生存艰难。耐杰尔·麦金尼蒂还在向往着新业务的出现——重建完成的温布利球场、阿森纳的新主场阿什伯顿球场和传言中的考文垂新球场，都会有大片的座席等待他去填补。可是在足球经济的冬天，在英国足球走过最混乱最黑暗的岁月后，PEL公司享受了10年的足球商业神话，恐怕再也无法出现了。

(10)足球流氓

　　2002年12月7日，英国各大媒体报道：在周末进行的英甲诺丁汉森林对伯恩利的比赛中，一名17岁的诺丁汉森林球迷赛后被尖刀捅杀，警方怀疑这是足球流氓的罪行。

　　2002年11月9日，在曼彻斯特德比战后，尽管缅因路街头聚集了500多名防暴警察，近千名保安人员，仍有3起逾百人的球迷斗殴发生；

　　2002年6月7日，英甲升级附加赛，米尔沃尔主场被伯明翰淘汰后，伦敦西部的米尔沃尔地区发生5000多名球迷参与的大骚乱。

　　海塞尔惨案过去17年了，在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场被解禁后，曼联、阿森纳和切尔西都在欧洲赛场上为英格兰足球重新赢得了荣誉，英国政府也宣布足球流氓问题“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然而在英国国内，足球流氓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曼联和阿森纳能在欧洲赛场上跟皇马、AC米兰等豪门比肩，但是英国的球迷——提到英国球迷，差不多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足球流氓，英国的球迷仍然无法在欧洲追随英国足球的胜利脚步。

　　在歧视甚至怨毒的目光中，英国球迷在为足球流氓的恶行赎罪。他们当中99%的人无罪，可他们仍然是足球的罪人。

　　英格兰这些超级俱乐部在欧洲的成就，并没有给他们的球迷打开一条通向欧洲赛场的顺利通道。到客场为球队助威，是真正铁杆球迷的行为。在英国，观看客场比赛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球迷忠心程度的标尺。不过如果你是曼联、阿森纳、利物浦或者切尔西的球迷，倘若你不加入这些俱乐部价格不菲的“官方球迷集团”，去欧洲客场呐喊的机会就不会多。

　　1999年初夏的诺坎普球场，当索尔斯沙尔在欧洲冠军杯决赛为曼联打进致胜球，那是曼联俱乐部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瞬间。那一个“三冠王”的赛季，其实最关键的时刻，是出现在四分之一决赛曼联客场打败国际米兰的比赛上。亚当·布朗是“曼联独立球迷协会”的成员，这个组织并不支持当时的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在客场比赛前两周，曼联俱乐部通知各球迷协会，说曼联球迷能得到的门票有限——谁不知道圣西罗球场能坐8万人？尽管俱乐部有提前警告，而且表示加入“官方协会”将帮助球迷解决一切问题，可是布朗们还是决定自己前往圣西罗。那个夜晚，有一万名红魔球迷来到了米兰。

　　四千多名“非官方”曼联球迷们从黑市上购买高价球票，当他们来到指定入口时，意大利警察要求这些英国人从另一个通道入场——这些球迷是从主队球迷手中买到的球票，可是警方认为如果让他们坐到主队球迷看台上，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混乱。当“非官方”曼联球迷们从一条拥挤的通道进场时，等待他们的，是国际米兰球迷雨点般的攻击：石头、饮料瓶和鸡蛋。在看台上坐定后，“非官方”曼联球迷们发现警察并没有分隔开主队和客队球迷，主队球迷从四面八方涌上来，一场大的骚乱发生了。比赛还没有开始，就有近千名曼联球迷被带进米兰警察局，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是挨打的对象。

　　亚当·布朗事后给英足总递交了一份报告，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保障追随球队客场比赛球迷的权益”，他说：“如果英格兰球迷在欧洲客场得不到公平保护，这将不是最后一次球迷骚乱。”他还强调：“如果足总不听从球迷协会的建议，只让球迷通过俱乐部组织的‘官方途径’赴客场助威，英格兰球迷在欧洲会遭受更多更大的打击。”

　　1991年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场上被解禁，曼联夺取了那一年的欧洲优胜者杯，但曼联九十年代欧陆战绩并不出色，直到1999年才夺取欧洲冠军杯。1993年，曼联在冠军杯中客场1比2输给土耳其加拉塔萨莱，在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严重的球迷骚乱。骚乱原因并不是英国足球流氓，而是由于土耳其狂热球迷对曼联球迷的攻击，土耳其警方又没有迅速制止，这才酿成了又一桩跟英国球迷相关的足球祸事。

　　这场比赛，是英格兰球迷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参加欧洲赛事的英格兰俱乐部，都开始拒绝向“非官方球迷”的 “非官方客场旅行”销售球票。俱乐部要求球迷接受统一管理随队前往客场，但是球迷并不认同俱乐部的决策。英格兰足总对俱乐部组织这种球迷“客场套餐”的形式很赞同，当时的足总首席执行官格拉汉姆·凯勒表示：“伊斯坦布尔事件让我们提高了警惕，我们所指的并不完全是足球流氓问题，而是无辜的英国球迷如何在客场得到保护，他们很容易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所以我们支持俱乐部的强力干预和管理……”

　　土耳其政府认定骚乱的原因，是曼联队“非官方球迷”的四处活动，但是骚乱的见证人、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曼联老球迷安迪·托马斯却认为，土耳其警方最初袖手旁观，后来又对客队球迷过于严厉的制裁，是骚乱的真正原因。他还说：

　　“大家后来都明白这不是足球流氓事件，连双方政府都否认这一点，可是曼联俱乐部仍然强调球迷必须跟‘我们’一道行动。那天晚上，‘官方球迷’的大巴被石头猛砸，‘官方球迷’在场内被主队球迷痛打，‘官方球迷’的座位被警察占据，有五百多个‘官方球迷’被拒绝入场，而那些看完比赛的‘官方球迷’退场时，又被主队球迷围攻。难道这就是俱乐部‘官方’能提供的保障？”

　　“非官方球迷” 的抱怨，是没有结果的，俱乐部不加理睬，英格兰足总不闻不问，在伊斯坦布尔事件后，所有英格兰俱乐部的欧洲客场，球迷只有两种选择：要不购买俱乐部提供的 “官方球迷客场套餐”，要不坐在家里听广播看电视。“套餐”内容也很让球迷不满，为了避免主队球迷的攻击，“官方球迷客场行”简直就是时空穿梭：比赛前在机场集合，抵达客场城市后立即统一坐大巴前往球场，比赛一结束，马上是大巴直接送往机场，赶第一班飞机回国。想在客场城市游历一番，享受一下异国情调，喝两杯当地啤酒？绝不可能！倏忽其来，稍瞬即去。

　　连曼联球迷杂志《UNITED WE STAND》的主编安迪·米顿，都对这种“客场套餐”很不满意，他对笔者说过：“你如果花300英镑甚至400英镑去看一场曼联的客场比赛，肯定不希望只是飞过去看场比赛就走人，总得有时间稍微游历一下吧，可俱乐部‘套餐’里不会给你1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

　　米顿恐怕是曼联最死忠的球迷，已经撰写了7本曼联队相关书籍，但他至今不愿意加入曼联组织的“官方球迷组织”。

　　对“客场套餐”的不满，引来了英国政府的干涉，公平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俱乐部的“客场套餐”计划。该委员会从商业贸易的角度出发进行调查，认为俱乐部只给那些购买了整个“客场套餐”的球迷提供球票，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要求英格兰足总对这种行为进行制约。

　　英格兰足总很不情愿地收回了他们对“客场套餐”的支持，但是足总同时也给各俱乐部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原则上支持俱乐部把客场旅行和球票销售联成一体的作法，实际上英格兰足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态度。于是捆绑式的销售，变成了许多英国球迷到欧洲客场看球必须接纳的方式——购买一种产品的同时，你还必须接受销售方强行搭配的另一种产品，用安迪·米顿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张曼联客场对皇家马德里的球票，那你必须同时购买一张曼联销售的从曼彻斯特往返马德里的机票。”

　　在八十年代英格兰足球俱乐部纵横欧洲时，许多参加欧洲赛事的俱乐部都组织球迷远征团，但是所有这些俱乐部组织的球迷客场远征活动，从商业经营角度看，都是亏损的。当公平贸易委员会认为“客场套餐”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嫌疑时，英足总和俱乐部们则异口同声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护球迷在客场的安全。在公平贸易委员会干预之后，英足总还是给所有英国球迷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事实：英国球迷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并不是一张白纸，如果再出现英国球迷在欧洲赛场上和暴力有关，人们首先指责的会是英国球迷，如果这些暴力事件增加，我们再度被排斥出欧洲赛场并非不可能的事。”

　　英足总和俱乐部都对与欧洲隔绝5年噤若寒蝉，公平贸易委员会的干预，并不能影响他们全力进行客场球迷远征管理的决心，然而当权者没有想到，这种对足球流氓的恐惧，将许多无罪的球迷也变成了罪人。

　　“客场套餐”有多贵？英国国会和欧洲议会的双料议员福特指出：“要是拿价格对比，你在欧盟国家旅行的费用，只是 ‘客场套餐’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这也是球迷不接受“客场套餐”的主要原因。然而不接受“客场套餐”，很多时候球迷会丧失到客场去呐喊助威的机会。

　　西蒙·莫杜是利兹联球迷，1999年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念书，当时有一场利兹联客场挑战斯图加特的比赛，莫杜跟利兹联俱乐部申请客场球票，但是俱乐部告诉他，如果他想得到这张客场球票，必须购买“客场套餐”，这意味着西蒙必须从斯图加特飞回利兹，然后从利兹跟大部队一道前往斯图加特，看完球再飞回利兹，最后再从利兹飞到斯图加特去继续上学。

　　西蒙觉得荒唐可笑，因为他的住所离斯图加特队主场只有两英里。于是他直接向斯图加特俱乐部购买球票，很快就得到了3张，在比赛当天，西蒙步行前往球场，一路上他发现许多利兹联球迷都和他一样，是从斯图加特俱乐部买到的球票，经济且实惠。“20镑一张的球票，如果我去买利兹联的‘客场套餐’，至少得花300镑。“西蒙直摇头，“更讨厌的是，你还得兜个大圈子才能以‘官方球迷’身份去到客场，真是滑稽。”

　　俱乐部为了球迷的安全考虑，英足总始终不忘足球流氓问题，于是“客场套餐“便大行其道，可毕竟还有许多球迷不愿意吃这种亏，自由活动去客场的“非官方球迷”越来越多，他们却成了替足球流氓还债的罪人。

　　安迪·彼得森是另一个利兹联球迷，2000年11月利兹联跟埃因霍温的客场比赛，他和两个朋友通过一个小旅游公司买到客场球票，来到球场时，突然有两个警察走了上来，问他们是不是英国球迷？是不是来看球的？护照在哪里？

　　安迪的护照留在酒店里了，“荷兰警察马上把我铐住，说我被逮捕了，”安迪回忆起那个痛苦的夜晚，“然后我们几个人被带上几辆大客车，看来这些客车是专门用来装利兹联球迷的。警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随身携带护照，所以违反了什么狗屁荷兰法律。”最后120个利兹联球迷被荷兰警方递解出境，他们的随身行李和护照，仍然留在荷兰。荷兰警方都把这些球迷当成了足球流氓，在荷兰警署的电脑资料库里，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官方球迷”，而 “非官方球迷”这个词汇，在荷兰警察看来，就是足球流氓的同义词。

　　可怕的是，这120个球迷的个人档案已经在荷兰警署的资料库里保存，荷兰警方不愿意公布这份黑名单上有多少英国球迷，不过他们承认：“任何在荷兰足球比赛中被逮捕的球迷，都会在我们的资料库里记录在案，永远不会消除。”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莫名其妙地压在安迪·彼得森们的背上，他们也许要背上一辈子。

　　英国警察总署苏格兰场，同样也有这样一个对付足球流氓的资料库，里面有属于“全国犯罪情报中心”的核心资料。这种黑名单的奇妙之处在于：“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对足球一窍不通的撒切尔夫人当政时，委婉地定下这条规矩，不知道多少忠心无辜的英国球迷倒了大霉。

　　1995年，两个威尔士球迷布尔兄弟，到卢森堡去看一场威尔士队的友谊赛，火车途经法国，有警察上来例行检查，看到兄弟俩是英国球迷，好好地检查了他俩一番，拍下照片，然后放他们走人。

　　布尔兄弟没想到，7年之后，当他俩以“非官方球迷”身份，追随利物浦队前往瑞士观看欧洲冠军杯比赛时，一场灾祸迎面而来，祸因却是7年前就种下的。在瑞士海关的随机安全检查中，布尔兄弟都被警察拖了出来，哥哥往办公桌上瞟了一眼，发现果然有一份名单，圈圈点点。利物浦跟巴塞尔的比赛还没开始，两兄弟就被瑞士警方拘留，得到的答复是英国警方已经把他俩的名单传到瑞士，认为他们是足球流氓。

　　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审讯，鼓吹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里，也会出现这种黑狱，实在匪夷所思。布尔兄弟被遣送回英国后，对自身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俩都有正当的职业，从来没有任何跟足球流氓的交往，因此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开始捍卫起自己的权益。直到跟英国外交部、苏格兰场打交道时，才知道7年前法国警方曾经把一份“足球流氓嫌疑分子”的名单转交给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一股脑把这些名单输入“全国犯罪情报中心”的电脑数据库，于是布尔兄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足球流氓。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法律的观点是：在嫌疑人被确定罪名成立之前，他都是无罪的，”哥哥布尔是利物浦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但是在足球流氓的问题上，所有的程序都颠倒了。只要发现一点跟足球流氓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你曾经和足球流氓进入过同一个球场，那么你就是足球流氓的嫌疑人。执法者不会在罪名确凿前，认为你是无辜的，而是从一发现这些毫无根据的证据前，就认定你是有罪的，除非你有办法为自己开脱罪名。足球流氓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疾病，足球流氓在威胁社会的安全，而对足球流氓的恐惧，又在这个社会催生出其他疾病——矫枉过正，滥杀无辜的疾病。”

　　布尔兄弟找了律师菲利普·利奇为他俩辩护，利奇很聪明，他首先向欧盟提出抗辩，要求所有欧盟国家把布尔兄弟的名字从足球流氓黑名单上取消。“连对他们罪名的起诉都没有，这种黑名单的作法，是对人权的践踏，”利奇解释道，“如果被告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可想而知。”

　　利奇为许多“无罪的罪人”开脱过，他在2001年为3个从比利时遣送回国的切尔西球迷辩护过，帮助他们摆脱了黑名单的阴影。然而对英国球迷来说，他们仍然很难在欧洲赛场上昂首为英国足球讴歌，因为过去20年足球流氓犯下的罪行，已经玷污了英国足球的形象，英国球迷还得为羊群中的恶狼赎罪。

　　佩里·莱德利，也是一个切尔西球迷，他对切尔西的“客场套餐”也不满意。2002年秋天，联盟杯切尔西对垒挪威维京队，莱德利和他的意大利同事在互联网上购买了两张球票，一道出征挪威。通过海关时，例行的警察询问，意大利同事很快过关，但是莱德利跟另外100多名切尔西球迷被扣留了下来，尽管他没有喝酒，手持球票和护照，警察仍然把他赶回了英国，理由是：“你的球票是假的！”

　　同样的球票，意大利人可以轻松直奔球场，英国人只能灰溜溜地回家。莱德利愤懑不平，给挪威驻英国大使写了一封抗议信，但3个月来如泥牛入海。

　　莱德利有理由叫屈，可是同情他的人并不多，谁都不会忘记海塞尔惨案那种人间地狱的场景，无辜的意大利球迷和比利时球迷，被英国足球流氓推到了死亡深渊。英国球迷至今仍在欧洲赛场上承受着二等公民的待遇，2000年欧洲杯，在沙勒鲁瓦发生的球迷骚乱，事后证实是比利时警方高度紧张引发的事端；1998年世界杯在马赛，足球流氓一路狂砸商店，但仔细调查才发现，80%的肇事者是马赛当地的新移民社团。英国足球流氓仍然是一个社会畸形毒瘤，但滥杀无辜并不是消除这个毒瘤的科学手术。

　　从球迷人群中找出那些隐藏其间、伺机闹事的足球流氓，对他们采取法律制裁，让他们再也无法接近足球场，是执法机构应该采取的合理手段；但是对执法者而言，这种手段在理论上天衣无缝，操作起来却非常艰难。天网恢恢，疏且有露，最近几年足球流氓们开始混迹于业余足球联赛，就是让英国警方头痛不已的新动向。各国警方在不得已之时，都像荷兰警方那样设立了足球流氓档案资料库，务求网罗一切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的足球流氓资料。可是足球比赛观众动辄两三万，要从这些几个小时内蜂拥而至的球迷中找出真正的足球流氓，无异大海捞针。特别像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这些曾经深受英国足球流氓之害的国家，他们对英国足球流氓高度警惕，过去的恶梦历历在目，一旦出现危险迹象，怎么可能不大动干戈，众多英国球迷因此成为“无罪的罪人”。

　　这个十字架英国球迷还要背很多年。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并且尊重人权的社会里，是没有道理出现足球流氓这种畸形病症的；但是英国足球流氓是一种有文化传统的社会叛逆，即便撒切尔夫人及其后来者，能够用铁腕消除足球流氓，然而如今英国街头的暴力事件仍是方兴未艾。或许这正是西方宗教思想阐述的“原罪论”——大家都有罪，只是赎罪时间早晚不同而已。

在“保卫者”酒吧的游戏室里，保罗和西蒙两兄弟在打台球，两人年龄都不到25岁，保罗是一个矿山的门卫，西蒙没有工作，他俩是“局外人”的核心成员。两兄弟看上去跟英格兰北部的年轻人一样，健硕、热情、好酒。虽然早已成年，但他们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条件，只能跟妈妈住在一起。在他们简单平凡的生活当中，土洛城队是最让他们骄傲的内容。

　　然而不论是土洛城队，还是德尔汉姆这个小镇，对“局外人”都没有任何好感，这就是保罗们自称为“局外人”的原因。这四十多个团伙成员从同样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经济萧条，生存艰难，他们从小就要在街头生存。拳头和兄弟间相互保护，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

　　土洛城队尽了一切可能，隔离球队和这伙忠心球迷的任何关系，可是“局外人”痴心不改。

　　西蒙喝了口啤酒，老老实实地说道：“我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俱乐部所有系统中的任何部分，他们不希望我们存在，也不需要我们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局外人’称号的来源。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土洛城队非正式的支持者。”

　　不过“局外人”们对自己的成就扬扬自得，他们甚至去观看过法国世界杯，在马赛街头参加过群殴。最让他们得意的，就是跟业余联赛中其他一些球队球迷的“战斗”。“世界杯、英超，这些比赛我们难得看上一回，”保罗说道，“可土洛城是我们自己的阵地，谁也无法把我们赶走。”这就是英国足球流氓的新流向：渗透入业余足球联赛。

　　“局外人”还有自己的名片，正面写着：“‘土洛城局外人’，业余足球联赛的足球流氓。” 背面的字迹是两句口号：“你见到了其他的，现在让你见见最好的；别当个傻瓜，要当个**(DON＇T BE A MUG? BE A THUG)。”

　　对“局外人”鼎鼎大名最不安的人，是名叫约翰·弗林的律师，他在邻镇开展业务，然而他是土洛城俱乐部主席。主席说俱乐部竭尽全力不让“局外人”尾随球队去客场，“我们甚至会把正式球迷坐的大巴车牌告诉客场的警察，这样他们能区分开正式球迷和非正式球迷。”弗林说。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能阻止“局外人”游荡的轨迹。

　　土洛城1997年在业余足球足总杯的成绩也不错。第二轮该队要到客场挑战罗森戴尔联队。罗森戴尔联队俱乐部主席杰克·费伯从来没有在主场比赛时采用过“分离主客队球迷”、“设置保安系统”和“跟当地警察合作”这些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最普通的安全措施。平素的比赛，罗森戴尔联队观众不过120人，但是当他听说“局外人”要来时，他不得不打破陈规。

　　“俱乐部秘书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比赛过程中肯定会出问题，我们根本没想到会出那种问题——他们是真正的足球流氓，从到达那一刻就开始闹事，”费伯回忆道，“他们一路上就是喝着酒过来的，在这个小城中心，他们到处砸玻璃、扔酒瓶。他们到达我们球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最近的酒吧，然后继续砸酒瓶，打开灭火器到处喷，最后把台球桌都掀翻了。”

　　费伯碰到的麻烦并不大，因为这次去的十几个“局外人”，在比赛开始前有一半已经烂醉如泥。

　　这一年土洛城杯赛成绩不错，第五轮他们客场淘汰萨德伯里城队，第六轮他们还将去客场打萨德伯里的另一支球队——萨德伯里流浪队。抽签结果出来时，流浪队俱乐部秘书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

　　“我们听说了罗森戴尔发生的事，”秘书说道，“跟土洛城队比赛时，他们已经把镇中心搅得一塌糊涂，我至少听到三处地方响起了火警，两个酒吧窗玻璃被砸烂。土洛城队在上一轮进球时，竟然有七八个他们的球迷冲到球场上去，脱掉裤子露出臀部来挑衅我们的球迷。因此我们事前就得到了警察的通知，说这帮家伙在酒吧里留下了名片，上面写着：‘你们见过其他的，现在见见最好的。’”

　　流浪队在当地警方合作下，平安度过了主场比赛，可结局是打平，流浪队必须到客场去重赛，这简直就是一个噩耗。

　　秘书继续回忆说：“进入德尔汉姆镇中心，首先你会看到那个酒吧。我们的大巴离酒吧还有一百英尺，就有十几个人从酒吧冲出来，一大堆酒瓶和碎玻璃飞向大巴。我们有的队员还很小，吓得只往椅子下钻。后来警察过来，这帮人才散开。警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大巴停在球场附近，‘如果你们还想坐大巴回去的话。’最后司机把大巴开到4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庄里，然后坐出租车来德尔汉姆，这才让我们稍微踏实一点……那地方就像是人间地狱。”

　　这位秘书最后的结论是：“**，十足的**。他们对足球根本没有兴趣，他们想做的一切就是先喝个烂醉，然后大打一架。”

　　毫无疑问，“土洛城局外人”是英国业余联赛中最不受欢迎的球迷之一。令人吃惊的是，在英国政府严格约束英超及各级职业联赛，足球流氓问题逐渐减少后，业余足球联赛成了足球流氓继续生存的温床。

　　近年来，业余足球联赛在英国很受欢迎，因为简单朴素的业余联赛，球迷更容易接近。球票便宜，球场也相对安全，气氛友好。由于球队大多来自小镇和乡村，当地球迷对球队异常呵护。“局外人”西蒙这样解释道：“……现在的球迷很难看上一场英超，但是大家都爱足球，所以更加支持本地球队。如果有一支像土洛城这样成绩不错的球队，能进入温布利，那球迷的热情就会很高……显然其他业余队也有这种本地球迷，要是大家在一场重要比赛碰到一起，都多喝了两杯，打一架是很正常的……”

　　当“局外人”在 1997年随着土洛城队进军温布利时，他们在伦敦引起了更多问题。“温布利旁边有一个叫‘环球’的酒吧，”西蒙很自豪地回忆道，“土洛城的决赛对手是特里弗顿，双方球迷在酒吧里开战，椅子、酒瓶、玻璃……最后连柜台都被砸了。我们惟一的失败，就是在球场上输给了他们。”

　　第二个赛季，土洛城队足总杯第二轮客场打前英丙球队沃金顿。“局外人”做好了“战斗”准备，不过罗森戴尔联队没忘记一年前的遭遇，提前通知了沃金顿俱乐部，然而事端并没有被平息。

　　当“局外人”来到沃金顿时，他们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那些警察一个个跟凶神恶煞般，”西蒙回忆说，“见到我们就推推搡搡……当时我们只是在沃金顿街头唱着土洛城队队歌，看来他们很不喜欢这个，但这不是我们的错……在球场，是沃金顿球迷先闹事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哥们上厕所，结果被人堵着痛打，所以我们冲了过去。我们有什么办法？总得互相保护啊。”

　　结果很严重。4个“局外人”被逮捕，英格兰足总开始调查此事，“土洛城局外人”名声大噪。一周后，4个“局外人”回到德尔汉姆，“保卫者”酒吧一阵欢腾，又是一场烂醉在迎接着“凯旋者”。土洛城该赛季夺取了业余足球足总杯，但“局外人”的名声，已经远远超出了这支球队。直到此时，英格兰足总才真正认识到业余联赛也有足球流氓的问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英国足球流氓的“黄金岁月”。当时英国大部分球场年久失修，而且俱乐部缺乏保安措施，接连发生海塞尔惨案和希尔斯堡惨案后，对足球一窍不通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铁腕施治，英国各级职业联赛恢复秩序：所有球场都取消站席，装设闭路电视、安排保安人员，因此英国职业联赛的足球流氓得到了控制。

　　然而足球流氓并没有在撒切尔夫人的铁腕下消亡，他们在寻找新的阵地，业余足球联赛的情况，跟20年前的英国职业足球联赛类似，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呼吸”。

　　“局外人”不但能在业余联赛兴风作浪，他们跟纽卡斯尔联队的一个足球流氓集团“精灵”也有联系。“精灵”是全英国最暴力的足球流氓集团，可是在英超他们无法生存，到业余联赛去厮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业余联赛对“精灵们”吸引力巨大：很容易进入赛场、缺乏警察和保安阻拦、本队球迷都是本地人、行动更方便……因此在业余联赛的看台上，一些英超的球迷跟一些业余联赛球迷大打出手的事件，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2001年8月，德比郡的格劳塞斯特城队，到客场挑战格莱斯利流浪者队，双方都是德比郡二级业余联赛的球队，比赛打到30分钟，看台上风雨突变。二十来个客队球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三十多个主队球迷围攻。斗殴从看台延伸到球场，足足打了15分钟，警察这才出现，带走几个主队球迷了事。警方后来发现，带头闹事的主队球迷，实际上是英超德比队的球迷，他们来看这场比赛惟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机会痛殴客队球迷。

　　在足球流氓问题研究专家布里姆森的专著《致命惩罚》(CAPITAL PUNISHMENT? 2002年8月　一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英国足球流氓向业余联赛转移的危险迹象：

　　“对许多经验丰富的足球流氓来说，到一个没有警察护卫、保安能力低下的球场去行动，是最好的机会。那些球场可能连围墙都没有，更没有闭路电视，因此被抓住和被摄像机记录的可能性很低。这些人往往会突然对一场比赛采取行动，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他们往往不是真正的球迷，那支球队却很不幸地背上了恶名。这些足球流氓总会选一些重要的比赛行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

　　业余联赛和半职业联赛的比赛，是足球流氓的新阵地。在2001年9月的一场足总杯比赛中，半职业队斯迪文奇主场迎战英甲米尔沃尔队——米尔沃尔的足球流氓在英国职业俱乐部当中算是战功累累了，一个斯迪文奇球迷下半场冲进球场要殴打球员，最后米尔沃尔的助理教练拔起一根角旗，当作标枪一样胁迫该球迷退场，看台上立即开始了群殴。幸亏当时只有90人观看比赛，警察调控得当，但米尔沃尔俱乐部表示，他们再也不会到斯迪文奇参加任何比赛。

　　许多业余联赛的球迷，至今都难以接受足球流氓渗透的事实，但证据是不容置疑的。

　　1995 年的都柏林，英格兰足球经历了一个最糟糕的夜晚。当时有一场英格兰队和爱尔兰队的友谊赛，可是上半场英格兰足球流氓发起了山呼海啸般的“进攻”，比赛被迫中止。当时工党议员、反种族歧视的领袖福特通过电视观看了比赛，他立即跟几个反法西斯社团联络。事后从比赛录像带中，他们辨认出带头闹事的几个足球流氓，是极端右翼组织“民族阵线”的成员，而这些成员又属于一个名叫“切尔腾汉姆自愿者”的球迷团体——切尔腾汉姆当时是刚从半职业联赛升入英丙的球队。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极右翼纳粹组织，确实跟切尔腾汉姆有关，如果没有他们在这次英爱足球流氓大战中的风头表现，谁都不会意识到极右翼纳粹组织渗透到了业余联赛和半职业联赛。这些纳粹组织跟足球的关系，其实在七十年代就有过记录，当时他们主要混迹于一些职业球队比赛中，尤其在曼彻斯特活跃非凡，曼城队至今仍被足总认为是足球流氓问题严重的俱乐部。

　　越重要的足球比赛，越能吸引人，这就是国际比赛，尤其是客场比赛能如此吸引足球流氓的原因。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余联赛球迷在2002年10月对BBC电台5频道透露过：“我知道一伙在法国世界杯上活动过的人(足球流氓)，国际比赛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不过他们经常讨论的，是哪些业余联赛值得去看……这些人没有经常去看国际比赛的经济能力，所以他们的实际目标是业余比赛……一旦这些人挑起事端，许多普通球迷都会立即参加到斗殴中去……”

　　在法国世界杯上，一百多个英国犯罪情报总署的便衣警察控制了足球流氓的活动范围；韩日世界杯因为路途遥远，大部分足球流氓根本没法参加；然而对于业余比赛来说，犯罪情况总署的情报网至今尚未涉足，这更给了有着极右翼纳粹色彩的足球流氓生存的空间。

　　阿尔金汉姆是曼彻斯特的一个业余俱乐部，主场离老特拉福德和缅因路都不到7英里，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在业余联赛中算是强队。 2001年11月，该队在业余足总杯主场迎战奥克兰主教队，一群曼城队的球迷突然在球场引发暴乱，比赛被迫停止20分钟，最后曼彻斯特警方从老特拉福德调来30名防暴警察才平息事端——当时曼联队正在主场进行一场联赛。

　　业余联赛，是英国警力覆盖的灰色地带。一场业余联赛，观众不过 200到300人，而聘请一个警察来球场维持秩序，2002年的平均费用是250英镑，阿尔金汉姆俱乐部主席说，就是雇佣一条警犬?“也需要30英镑”。经济条件不佳的业余俱乐部，根本无法承担聘请警察的开销，只能临时雇用一些保安，这些保安虽然都接受了训练，但是要对付躲在暗处的“久经考验”的足球流氓，还是显得太稚嫩了。

　　和足球流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足球的种族歧视。2002年8月到10月，当利物浦和英格兰前锋赫斯基、阿森纳前锋亨利等球员在欧洲赛场上遭到种族主义者攻击后，欧足联开展了一次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收效明显。然而就像阿森纳前锋永贝里说得那样：“斯洛伐克球迷是因为无知，才会做出种族歧视的动作；真正的种族主义球迷在英国。”

　　很少有足球流氓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这是英国足球流氓问题所派生出的另一个枝节。莱斯·费迪南德和伊恩·赖特，都是从业余联赛血战出来的黑人足球英雄，只要提到维斯巴赫这个名字，两位著名前锋都会有恶梦一般的回忆。

　　“我在业余联赛中踢球时，曾到维斯巴赫打过多次比赛，”费迪南德回忆道，“就因为那个地方，我曾经考虑过再也不踢球了。那里的种族主义者不是一两个人，整个球场都在呼喊种族主义口号……他们拿香蕉砸黑人球员，堵住大巴要把我揪下去……”

　　赖特在阿森纳期间，受到的种族主义攻击也不少，但他认为在维斯巴赫那种小球场的经历更加可怕。“在英超，尤其到白鹿巷比赛，全场都在侮辱你，可你分不清楚谁在骂，感觉比较遥远；在那些业余联赛的小球场，你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谁在骂，谁在向你扔酒瓶和香蕉，你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球场。我有一次在维斯巴赫，简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家。”

　　维斯巴赫距离德尔汉姆不远，也是一个被废弃的煤城。英国的种族主义，往往存在于这些“劳苦大众”当中。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白人人群，种族主义的观念已经淡薄，但在这些失业率奇高、地方经济崩溃的旧城镇里，“劳苦大众”们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一方面又憎恨移民进入英国的有色人种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同时他们还有“大英帝国”的传统傲慢，这些人正是最死硬的种族主义者。极右翼暴力组织就起源于这种社区，并且以足球流氓的形式进入足球场。

　　到过曼城队主场缅因路的人都知道，从曼彻斯特市中心，先要穿过一个白人贫民区，再穿过一个有色人种赤贫区，才能到达缅因路。只要看看缅因路周边社区的环境，就知道这个俱乐部的足球流氓问题为什么曾经那么严重，而且和极右翼组织关系密切。这也是曼城队要放弃有82年历史的缅因路，迁入西北方向新球场的原因之一。

　　造成业余联赛足球流氓问题日益严重的，还有另一个因素：从职业联赛和半职业联赛降级下来球队的冲击。像哈里发城队、唐卡斯特和赫尔福德这些俱乐部，多年来在职业联赛和业余联赛之间频繁升降。降入业余联赛的前职业俱乐部和半职业俱乐部，都有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总想教训业余球队和球迷，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职业球队，让他们看看职业球队球迷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张。这种演示的结果，就是给业余联赛带来了更多的暴力。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英国足球业余联赛是没有什么足球流氓问题的。一场比赛只有200到300名观众，看台不可能区分出主队球迷看台和客队球迷看台，赛后大家往往回到同一间酒吧喝酒——在这些小镇上酒吧数量也有限，球迷之间往往会相互斗斗嘴，但最后大家都会握手告别。可是当足球流氓在英国职业足球赛场上越来越难生存时，业余联赛的和睦气氛便因此而被严重破坏了。

　　降级的球队都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态，他们只想尽快摧毁这些不值一提的对手，重新回到他们应该参加的职业联赛中去，足球流氓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唐卡斯特队1999年从英丙降级，在英丙的最后一场比赛，主场一个看台被足球流氓焚烧，俱乐部主席因此锒铛入狱。在半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赛季，唐卡斯特很长时间垫底，该队球迷制造的麻烦就更可观了。他们一个赛季内先后在11个客场制造群殴事件：跟沃金队比赛时，三十多个唐卡斯特球迷往场内扔掷石块和酒瓶，焚烧了赫尔福德的一个酒吧，在哈里发用尖刀捅伤两名球迷……最后英足总只能禁止唐卡斯特球迷观看任何客场比赛。

　　英足总的调查显示，唐卡斯特最暴力的球迷团体，叫做“唐卡斯特保卫者军团”；该团体共有47人，平均年龄28 岁，全为白种人，都是唐卡斯特地区的工人和失业者，其中17人是利兹联队球迷，但因为多次参与球场暴力事件，被利兹联队将名单呈送警方备案，这17人当中还有6人跟极右翼组织“民族阵线”过从甚密。

　　“唐卡斯特保卫者军团”算是英格兰业余足球中足球流氓的一个范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足球流氓侵入业余足球的几个特征：极右翼暴力倾向、种族主义和低教育程度。

　　足球流氓是英国社会的一个畸形现象，“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走向没落，而这正是足球流氓兴起之时。

　　英格兰北部曾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高度发达，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进入艰难的转型期，北部制造业和相关工业几乎崩溃，经济高度向南部集中。在英格兰北部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一直不健全，许多以前的工矿地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这段时间，也是英国足球的黄金时代，但绝大部分足球俱乐部没有将足球收入用来更新球场、改善管理方式，英国足球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期，仍然是按照二战以前的方式经营着。

　　撒切尔夫人在七十年代末掌政，完全抛弃北部传统工业，大力推动英国经济改革，极其强硬地对付英格兰北部工人的多次罢工，更加深了英格兰北部的衰落。足球流氓在这个历史阶段走向鼎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劳苦大众”中，有许多是球迷，生活中积压的愤懑不平，再加上他们传统的酗酒恶习，和强悍粗犷的性格，使这些人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在足球场上宣泄他们的感情。

　　一直到1984年海塞尔惨案暴发，英国政府才开始用高压政策对付足球流氓，一年后谢菲尔德的希尔斯堡惨案，更令英国国会震惊，这才有了全面改善足球场馆、维持球场秩序的足球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足球流氓实际上是在英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畸形问题，既跟当时的英国经济背景有关，又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影响，在多重社会压力下，变异出这种球场暴力现象。

　　以往足球流氓的暴力，和英国政府的应对调整，都集中在名声大、影响广的职业足球赛场上。经过十年管理，职业赛场上的足球流氓不是逐渐减少，就是找不到立锥之地，被迫消失。但是在英国的社会环境中，足球场仍然是人群高度聚集、最难管理的地方，在尤其缺乏行政力量的业余足球赛场，更容易让足球流氓横行。而此刻英格兰北部的老工业区，经济状况没有丝毫改观，英国的经济命脉完全集中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在这片事实上被英国政府废弃的土地上，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滋生，足球流氓仍然有其生存的空间。

　　英格兰足总在2002年秋已经意识到了业余联赛的足球流氓问题，直接原因是格劳斯特城队一个球迷网站引起的轩然大波。这个网站的主页大标题，就叫做“**、谎言和斗争”，详细记录了2年来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业余联赛中足球流氓的种种行动。这个网站便是格劳斯特城队两个球迷建立的，他们还和包括北方“土洛城队局外人”等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目的就是在业余联赛进行“更多行动”。这两个球迷很快被警方逮捕，可是因为缺乏实据，只能被释放。英格兰足总要求苏格兰场犯罪情报总署开始进入业余足球联赛监督，但犯罪情报总署的答复是：“英格兰有92个职业俱乐部，我们的能力连这92个俱乐部的足球流氓问题都覆盖不全。”

　　“局外人”、“精灵”和“唐卡斯特保卫者军团”这些组织，依旧会在英国社会中生存下去，业余足球赛，也不会像田园牧歌那样纯朴简单了，当一群善良的球迷，满怀着对足球的热爱，像羔羊一样走进业余足球赛赛场时，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恶狼隐藏在自己人当中。足球流氓这个英国社会的毒瘤，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得到清除。

11)黑金主帅维纳布尔斯

　　如果说撒谎是在商业社会中安身立命的基本生存技巧，那么特里·维纳布尔斯绝对是这项技巧的大师。

　　中国球迷很少有不知道维纳布尔斯的，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球员带入英国的主教练：1998年，正是他在水晶宫担任主教练期间，维纳布尔斯签下了范志毅和孙继海。

   这是一个在足球圈、尤其是球迷当中口碑极佳的教练。虽然其担任英格兰队主教练的时间不过两年，却是博比·罗布森之后最成功的国家队主帅。可离开足球场，这位能言善辩、口舌如簧的天才教练，却是一位处处失败、劣迹斑斑的奸商。维纳布尔斯的生平故事里，包含了英格兰足球一幕又一幕不为人知的丑剧。

　　1991年6月21日，风度翩翩的维纳布尔斯和阿兰·舒格并肩走进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犹太人舒格是AMSTRAD公司的创始人，一个大型电脑和电子产品公司。谁都认为这将是一次完美的足球婚姻：一方是广受球迷爱戴、成绩斐然的著名教练，另一方是经济实力雄厚的新兴企业家。

　　舒格并不知道，就在他踌躇满志走进白鹿巷时，他已经上了维纳布尔斯的贼船。两人达成协议从埃尔文·斯科勒手中买下热刺的控股权，舒格拿出的是真金白银，而维纳布尔斯却在玩空手套白狼——为维氏担保的是一家名叫亨利·安什巴切的投资银行，可维纳布尔斯本人此时已经接近破产边缘，根本没有能力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

　　维纳布尔斯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英国人，他穿着不修边幅，谈吐轻松自如，能老练熟络地亲近任何陌生人。他做事不守常规，从来不愿意在任何文件上签名，也厌恶任何场合下的正式会议。他和别人的会谈总是在各种酒店的大堂里，大家都知道特里讨厌孤独，赢得陌生人的喜爱，给人群带来笑声是他最大的爱好。

　　就在他和舒格携手入主白鹿巷之前，维纳布尔斯还在伦敦市中心肯辛顿买了一个名叫SCRIBE的夜总会。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夜总会，但大家都觉得特里干这种事很正常，反正他是个爱热闹的人。无数个夜晚，人们都在这家夜总会的酒吧里看见特里举行着一个个晚会。香肩鬓影，威士忌在挥洒，他手举话筒享受着卡拉 OK的乐趣……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快乐而野心勃勃的人，正在通过欺骗的方式得到热刺俱乐部。

　　在伦敦城北的白鹿巷，热刺主席斯科勒正扫兴地清理着办公室。他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商，对足球也着迷得可以。但在俱乐部经营上，他却相当失败，在他准备将俱乐部出手给舒格-维纳布尔斯组合时，热刺已经亏欠银行1100万英镑贷款，同时伦敦股市已经停止了热刺的公共交易。

　　斯科勒曾找过一位名叫马克斯维尔的商人，希望他也来参加热刺转让的竞价。6月21日这天晚上，当马克斯维尔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时，舒格竟在热刺队的会议厅里，当着二十多个银行家和律师的面，拨通了马克斯维尔的电话，用最粗痞的伦敦街头脏话骂跑了此人。舒格是个从街头混出来的商人，性格粗鲁，被形容为冷血的经济动物。他追求的目标只有钱。对于足球，舒格也是将其当作赢利工具。舒格竞投热刺，背后也有强援支撑——他是在商业伙伴鲁本·默多克的说服下开始投资热刺的。1991年夏，离英超处子赛季只有一年时间，传媒大亨默多克知道马克斯维尔和独立电视台过从极密，倘若由他得到热刺，那么默多克旗下的天空电视台想拿下英超转播权的难度会更大，而舒格的AMSTRAD公司主营产品之一就是加密电视接收器——专门为无线加密传播的天空电视台服务。

　　这对完美足球商业婚姻的配偶都是伦敦人，金钱是他们追逐的终极目标。对维纳布尔斯而言，犹太人舒格经济实力太雄厚；对舒格而言，维氏的足球名声太大。而且舒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去细致审核维纳布尔斯的经济背景。在6月21日这个决定热刺未来的夜晚，维纳布尔斯还拖欠了75万英镑的投资，这理应是他在成为热刺老板之前就得拿出来购买股份的资金。

　　当时没有人怀疑挥金如土的维纳布尔斯会接近破产。他大胆地和舒格一道签署了各种文件，合同上注明维纳布尔斯本人必须用300万英镑来购买他的热刺股份。可维纳布尔斯从亨利·安什巴切套来的钱只有225万英镑，舒格居然容忍他拖欠了75万英镑的应付款项。

　　维纳布尔斯是一位成功的球星，还是一位更加成功的教练。然而舒格和他的手下都不知道，维纳布尔斯聚敛的百万英镑财富早已化为流水。为了得到热刺俱乐部，维纳布尔斯秘密地从亨利·安什巴切寻求贷款。替他打点经营这些秘密交易的人名叫埃迪·阿什比，另一个财务破产的商人，也是维纳布尔斯的个人顾问。

　　和舒格一样，维纳布尔斯是一个从来不怀疑自己的人，即便他以欺骗的手段得到了热刺，他仍然相信自己是这个老牌俱乐部的救世主。维纳布尔斯想把热刺重塑为一个成功的俱乐部?而经济动物舒格得到热刺的惟一目的，就是要让热刺为他赚钱。而维纳布尔斯既然身为“老板主教练”，从来都没有认为他得事事求询另一位老板的意见。他甚至希望舒格完全像那种老式的俱乐部主席一样，任由主教练来控制一切——维纳布尔斯此前在巴塞罗那，后来到英格兰国家队、水晶宫、朴茨茅斯和利兹联都是这种风格。

　　因此，舒格不调查维纳布尔斯经济背景的错误，在维-舒两驾马车主导热刺后，就显得更加致命了。舒格的疏忽误导了维纳布尔斯，老板主教练认为另一个老板不会干涉俱乐部事务，因此花钱更加放肆无忌。维纳布尔斯把球队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自己享受着一个足球主教练同时又是俱乐部老板的乐趣。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则完全放手给自己的个人顾问阿什比。

　　阿什比成为热刺俱乐部的商务经理不到一个月，法庭对他个人财务状况的调查便已揭晓：破产。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任何破产的人都不能参加任何公司的商业运作，更不能在一个像热刺这样的上市公司担任商务活动的主导者职位。

　　阿什比把自己破产的消息告诉了他的主子。“这不是问题，”维纳布尔斯眉头都不皱。阿什比知道维纳布尔斯敢于违法操作，并不是因为他俩的友谊，而是因为当时只有阿什比一个人知道维纳布尔斯如何拆借贷款得到热刺股份。如果阿什比被解职，维纳布尔斯的秘密将被暴露。因此这位两驾马车时代的热刺第一任商务经理职位无忧，薪水和待遇反而大幅上涨。

　　维纳布尔斯的不守常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甚至可以不遵守任何商务承诺。而在传统的足球圈子里，朋友间的握手似乎要比具有法律效果的合同更有说服力。6月21日签约后，舒格马上回头去调整他自己公司的业务，帮助默多克争取英足总的支持，以图英超联赛的转播权。成为热刺老板之后，犹太人在开始的两周只到过白鹿巷一次，7月中旬他前往意大利撒丁岛度假。这两周算是维纳布尔斯和舒格的热刺蜜月期，这期间他们只见过一面，通过几次电话而已。

　　舒格在撒丁岛的第三天，拿到了一份前一天的《伦敦标准晚报》，惊奇地发现热刺宣布用240万英镑购买苏格兰前锋哥顿· 杜里，这令他勃然大怒。维纳布尔斯购买球员不仅没有和他商量，而且已经撕毁了两人间的承诺?不再增加俱乐部债务。“俱乐部由我他妈的管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暴怒的声音从撒丁岛传来。

　　维纳布尔斯从来都不喜欢脾气暴躁的俱乐部主席，而街头成长的舒格却就是这种人。个性冲突表面化，对俱乐部管理思路的区分更是蜜月消失的最大原因。“难道我们就该一年赚个500万英镑然后降级？”维纳布尔斯的回答让撒丁岛上的犹太人出了一身冷汗。维纳布尔斯要花钱换成绩，而舒格时刻想的是他的投资回报率。舒格再粗横，还算是个合法商人，维纳布尔斯却是一个永远在打擦边球的天生冒险家。

　　俱乐部秘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行使的是俱乐部副总经理的职权。1991年夏天，热刺秘书还是斯科勒时代的彼得·巴恩斯，在权力交接时，他把一份秘密档案交给了新任商务经理阿什比。“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秘密交易，”巴恩斯面无表情地陈述道。这些秘密就是热刺此前给球员和经纪人支付的违法报酬。

　　热刺曾经给他们的阿根廷球星阿迪莱斯支付过一系列账本之外的费用，完全逃避了英国税务部门的核查。其他的款项题头为“贷款”，事实上就是给加斯科因、莱因克尔、沃德尔等当红球星的额外经济补偿。例如加斯科因的父亲从热刺的秘密渠道得到了一幢别墅和一辆美洲豹房车，沃德尔每年可以利用这个款项到法国度假三次。更令人震惊的是，一系列支付给经纪人的费用，连说明都没有，这其中包括了丹尼斯·罗奇和埃里克·霍尔等八十年代欧洲最有名的足球经纪人。

　　秘密档案里还有另一部分令人发指的内容：热刺为了勾引其他俱乐部球员加盟，私下支付的“好处费”。有3个球员，保罗·阿伦、米奇·托马斯和博比·米尔斯都是热刺从其他俱乐部挖来的。按国际足联和英足总的规定，任何俱乐部都不能和有合同在身的其他俱乐部球员进行转会性质的私下接触。热刺不仅接触了这些人，还提前送钱送车，以达成挖角成功的目的。同时为了逃避税务核查，热刺在购买球员时，还跟对方俱乐部形成桌底下的默契。

　　这份档案是前任主席斯科勒留给“舒-维组合”的定时炸弹。可斯科勒自股权交易完成后，对热刺已不再负有责任。秘密档案一旦曝光，直接责任人将是俱乐部现在的两位老板。

　　阿什比拿到这份档案时并不觉得吃惊，“一个足球俱乐部如果不打点擦边球，就将无法生存。”他知道许多英格兰足球俱乐部都是这样经营的，热刺并不是个特例。只是这份档案记载得太详实，隐患太大。

　　商务经理把档案呈送给两位老板后，维纳布尔斯不动声色，舒格却大为吃惊，他没想到足球俱乐部居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运营。舒格想马上把档案交给政府机构进行调查，而维纳布尔斯觉得搭档在小题大做。就在两人为秘密档案争论不休的同时，因为经纪人罗奇的介入，出售加斯科因成为了俱乐部减轻财务负担的必须选择。于是，两位老板投入到了另一项工程里，反而忽略了秘密档案的威胁，一场风波似乎过去了。

　　直到秘密档案的出现，舒格才知道足球俱乐部是怎么经营的，这跟他在伦敦股市和实业投资上积累的经验完全相反。而维纳布尔斯买球员的决定，总让他大惑不解 ?在最高价位买下球星，发现判断错误，马上又低价出售，折本生意比比皆是。舒格是个做电脑生意的人，喜欢严格控制所有环节，要求程序化的合理操作，但维纳布尔斯的俱乐部经营却是漫无头绪的。

　　两个老板在1991年夏天各控制了35%的股份。由于热刺债务问题严重，股票已经被股市停止交割，当时要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大股东们加大对俱乐部的投入，从其他途径融资，给俱乐部注入新鲜资本从而激活整个俱乐部。舒格了解清楚了热刺的财务状况后，建议各位大股东加大投入，他这个建议无意中打在维纳布尔斯的痛处。舒格拥有足够的资本进行继续投资，而维纳布尔斯压根就没钱。

　　没钱的维纳布尔斯还不愿意放弃和舒格一样的俱乐部股份，因此舒格表示自己将投入80万英镑购买其他零散股份时，维纳布尔斯也必须随之跟进。1991年11月 21日，在他成为热刺老板5个月后，维纳布尔斯和舒格又在伦敦一家酒店里签署了一份协议，双双出资购买热刺零散股份，这次维纳布尔斯是从一个名叫泰德·波尔的投资商那里去套钱。

　　维纳布尔斯以一家名叫Edennote的公司寻求波尔的贷款，这家公司表面上是维纳布尔斯的经纪公司，并且在加的夫等处有4幢大楼等物业。然而Edennote的所谓资产都是子虚乌有的骗局。事后法庭调查这笔贷款时，维纳布尔斯的律师说整个贷款过程是维纳布尔斯的私人财务顾问阿什比代理的。但波尔始终强调，他之所以愿意让自己名下的投资银行贷款给维纳布尔斯，完全是出于对维纳布尔斯的信任。

　　在和舒格签约那一刻，犹太人又一次被维纳布尔斯欺骗，可维氏在拆借过程中留下的马脚，却成为了钉在他身上的一个十字架。

　　二度签约之后，舒格和维纳布尔斯的婚姻裂痕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维纳布尔斯竭尽全力想在成为老板后的第一个赛季赢得一座奖杯，舒格则坐在白鹿巷的主席包厢里，感受着球迷为他的球队狂呼的场面。

　　裂缝在1992年的感恩节出现了。问题来自阿什比。热刺总经理在个人财务上已经破产的消息传到了俱乐部股东们的耳中，股东们强烈要求维纳布尔斯解雇阿什比。

　　舒格对阿什比的破产状态和阿什比与维纳布尔斯的联盟感觉不可思议，可是身为俱乐部主席，他的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铲除维纳布尔斯就是继续支持维纳布尔斯，而舒格很难一脚把维氏踹出白鹿巷，至少当时维氏在热刺控有股份和他一样。于是，犹太人又一次妥协，同意阿什比继续出席俱乐部董事会议。

　　1992年夏，在俱乐部的董事会议上，维纳布尔斯和舒格讨论起了收购谢林汉姆的事宜，双方对这名球员的能力达成了共识。但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了，维纳布尔斯提到了诺丁汉森林老牌主教练布赖恩·克劳的特别要求。“克劳是要收回扣的。” 维纳布尔斯漫不经心地说道。这就意味着热刺得到谢林汉姆的前提，是私下支付给克劳“好处费”。

　　秘密档案的问题还悬在舒格脑海里，又一次出现这种违规操作，舒格当即回答道：“那就让我们忘了这单交易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维纳布尔斯当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可是他通过各种途径去说服舒格，让他清楚这就是足球圈的游戏规则。并且告诉他，不仅是克劳，许多球队主教练都要收球员买卖的回扣。这年8月下旬，舒格终于同意了购买谢林汉姆的动议，细节问题他交给维纳布尔斯去处理。

　　即便克劳同意放走谢林汉姆，热刺还需要找一个名叫麦克林托克的经纪人从中斡旋。维纳布尔斯同意给予麦克林托克热刺官方授权，并表示会支付他部分费用。1992年8月27日，谢林汉姆和麦克林托克同时出现在热刺训练基地，签署了一份215万英镑的转会合同。可是在诺丁汉森林的账面上，收到的只有210万英镑。同日下午，麦克林托克在白鹿巷从阿什比手中拿到了他58750英镑的经纪费用。这天晚上9 点，麦克林托克和阿什比在一个加油站和克劳的经纪人芬顿碰头，一只装满现金的箱子再度转手。

　　交易完成后，舒格的心情很差。这个统治了英国电子产品市场的老板，居然无法控制一个北伦敦的足球俱乐部。然而舒格了解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知道一个属于上市企业的足球俱乐部，仍然按照足球圈子里古老相传的程序运作，迟早会酿成大祸。

　　舒格越来越讨厌维纳布尔斯和阿什比了，他终于禁止阿什比列席董事会，同时他开始怀疑维纳布尔斯他们挪用公款。因为在俱乐部的一份账单上，他看到了维纳布尔斯的父亲在西班牙度假的账单、阿什比儿子看病的医药费。更令他啼笑皆非的是，维纳布尔斯把热刺会议室里的一整块橡木地板拆了下来，搬到他的酒吧去了。随后的事情越来越让舒格愤怒：维纳布尔斯在1992年11月还任命自己的女儿为热刺助理商务经理，年薪竟高达4.5万英镑。

　　这个犹太人绝不是个好相与的主儿，他开始着手为维纳布尔斯掘墓了。

　　第一枚投出的炸弹是和谢林汉姆有关的。1992年年底，舒格授意伦敦报纸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文章：《克劳收受回扣！》从侧面揭露维纳布尔斯就是给回扣的人。维纳布尔斯不知道这一剑来自背后，极力否认，但圈内人都晓得这是事实。英足总不得不进行调查，将矛头直指克劳。舒格认为，维纳布尔斯和阿什比既然牵涉在谢林汉姆转会问题当中，自然难辞其咎。

　　时间到了1993年5月，维纳布尔斯名望大跌，舒格对维纳布尔斯经济背景的调查也有了些眉目，他掌握的证据证明维纳布尔斯和他一道购买热刺股份时，用的并不是自己的钱。最重要的是，舒格知道维纳布尔斯已走到了破产边缘。这时舒格认为杀机成熟了，立即组织召开董事会。

　　在这次董事会上，狂暴如魔的舒格先是臭骂俱乐部秘书和律师，因为这两人是维纳布尔斯的支持者。随即他将攻击对象直接瞄准维纳布尔斯。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直接扔到目瞪口呆的维纳布尔斯面前，然后咆哮而去。

　　这份文件表明了舒格的态度：他代表俱乐部出资 280万英镑收购维纳布尔斯手头的热刺股份，然后让维纳布尔斯出局。维纳布尔斯直到此刻才明白，他撒下的谎言一个个被犹太人侦破，他的濒临破产情况已经被舒格掌握。如果非要拼个鱼死网破，吃亏的是他自己。

　　面对舒格的挑战，维纳布尔斯愿意接受金钱，却无法接受自己在这一轮对抗中未战先败。但他相信自己拥有球迷的支持，他想利用球迷的力量来对抗犹太人，因此拒绝辞职。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3年5月11日，热刺到海布里挑战最大的敌人阿森纳。舒格居然没有前去，而是突然召开了一次董事会，根本没有通知维纳布尔斯以及他的盟友，会议决定将维纳布尔斯踢出董事局。

　　那些深爱着维纳布尔斯的球迷终于被激怒了，他们围攻舒格的家，捣毁了舒格的车，并且四处搜捕舒格。重围之下的舒格立即着手下一步行动，要彻底摧毁维纳布尔斯这个人。1993年6月，舒格提供了关于克劳收受回扣的口供，随后他又找到经纪人麦克林托克，后者将他一年前从热刺得到的58750英镑收据呈交政府调查部门，同时还承认这笔报酬同样有逃税问题。

　　舒格周密计划的报复行动，让维纳布尔斯发起的球迷群众运动显得苍白无力。舒格的律师们让商业法庭开始调查维纳布尔斯的经济背景，同时还要求维纳布尔斯解释清楚Edennote公司隐瞒事实欺骗贷款的情况。

　　舒格死死抓住维纳布尔斯的痛处不放，终于让这位老板主教练招架不住，最终出售他手中的股份并辞去了在俱乐部中的职务。他和舒格的合作和战争以他的彻底失败告终。然而此时的维纳布尔斯还是不愿意就此罢休，足球是他激情的源泉，而不是毁灭他的触媒。他自认为是一个斗士，即便在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1998年11月，伦敦旁边的汉普谢郡警方开始了对特里·维纳布尔斯为期4个月的调查，嫌疑罪名是经济诈骗。维纳布尔斯在1996年到1997年担任朴茨茅斯俱乐部主教练和老板期间购买了5位澳大利亚球员，朴茨茅斯俱乐部前老板马丁·格里高里和彼得·哈金森将他们的怀疑通报警方，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维纳布尔斯买这5名球员的动机，是为了提高球队成绩，还是另有图谋。

　　1996年8月11日，特里·维纳布尔斯来到了弗拉顿公园，他刚刚辞去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维纳布尔斯在欧洲杯决赛圈比赛开始前就通知足总他将辞职，因为当时热刺老板阿兰·舒格对他的诉讼案被炒得如火如荼。维纳布尔斯本来想利用辞职威胁来要求足总进一步支持他，谁知道英格兰足总自己也焦头烂额，即便维纳布尔斯带队成绩不错，足总还是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维纳布尔斯驾临弗拉顿公园时，老搭档埃迪·阿什比仍然陪伴在侧，也就是那个因为个人破产而无法担任热刺总经理的人。警方此时已经在调查阿什比经营热刺时的问题，可是到了弗拉顿公园，他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我是特里手下的头号清道夫，”阿什比后来在狱中回忆道，言辞不乏得意之情，“所有人都得向我汇报各种事宜，因为特里老不在。”

　　阿什比经常看着维纳布尔斯到俱乐部打个转，然后坐上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离去，车牌号码是 1VEN(VEN是维纳布尔斯VENEBLES的缩写)。为他开车的是一个名叫索基的塞尔维亚妖艳女人。辞去英格兰队主教练后，维纳布尔斯得到了许多邀请，而朴茨茅斯老板马丁·格里高里提出的条件是最让他满意的。朴茨茅斯是个英甲俱乐部，财务危机严重，得不到任何媒体关注。格里高里是蓝星车库的继承人，他和许多人一样，仍然认为维纳布尔斯是个能创造足球奇迹的主教练。为了得到维纳布尔斯，格里高里甚至同意他继续担任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这样维纳布尔斯可以绕着地球穿梭执导两支球队。

当维纳布尔斯第一次出现在弗拉顿公园时，三千多名球迷前来捧场，他们认为维纳布尔斯将是朴茨茅斯的救星，一个能把俱乐部带回到往日辉煌中去的主教练。“我也许会在这里呆一年，也许会呆十年，谁知道呢，”维纳布尔斯朝痴情球迷说道，“这是我对弗拉顿公园忠诚的宣告，我将在这里倾尽所有。”张口就能说瞎话的维纳布尔斯，有足够的魅力说服球迷舔他的脚趾。站在他身边的是朴茨茅斯市长，维纳布尔斯庄严宣称他将为俱乐部带来一个新球场、一片新场地和一个伟大的前程。

　　舒格的官司还没有结束，维纳布尔斯又成为了足球俱乐部的老板，这是在1997年2月，他以 1英镑的代价买下了朴茨茅斯51%的股权，正式成为这个南部海滨俱乐部的老板主教练。

　　“真他妈的不可思议，”维纳布尔斯私下和他的马仔军师阿什比说道，“这样就能得到一个老牌俱乐部！”将俱乐部拱手让人的格里高里也很高兴，他认为债务和责任都落到了维纳布尔斯肩上，自己得到解脱了，同时维纳布尔斯仍然任命他为俱乐部主席。“这是我在朴茨茅斯听到的最好消息，”这个花花公子喜出望外，“有特里成为我们的核心成员，我相信大家马上就能意识到‘柚子’(朴茨茅斯俱乐部绰号)又杀回来了！”

　　谁能知道钻进“柚子”里的是一只大蛀虫？

　　即便俱乐部的财务状况到了破产边缘，维纳布尔斯花钱仍然是毫无顾忌的，他买的人往往对俱乐部没有什么好处。维纳布尔斯这段时间在转会交易中特别信任三个老朋友：

　　泰德·鲍克斯顿(Ted Buxton)——这是一个中国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后来作为霍顿助手，担任过中国国家队教练，范志毅和孙继海成为中国最早登陆英格兰的球员，和他从中联络关系甚大，此前他在热刺等俱乐部一直是维纳布尔斯的左膀右臂。

　　“野兽”埃里克·霍尔(Eric Hall)，一个臭名昭著的大牌经纪人。

　　托米·劳伦斯(Tommy Lawrence)——又一个中国球迷觉得熟悉的名字，因为在孙继海第二次登陆英格兰时，劳伦斯在法律意义上正是孙继海在英国的经纪人。

　　维纳布尔斯最先购买的是一个澳大利亚前锋，约翰·阿洛伊索，当时在意大利踢球，另一个是效力于瑞典埃尔弗斯堡的马休斯·斯文森。鲍克斯顿在1996年 11月告诉维纳布尔斯，说斯文森不错，埃尔弗斯堡要价75000英镑。在维纳布尔斯同意下，劳伦斯开始操作。在他的要求下，朴茨茅斯总经理阿什比并没有将转会费直接付给埃尔弗斯堡俱乐部，而是先交给跟劳伦斯合作的一位律师，斯蒂芬·卡特。劳伦斯还告诉埃尔弗斯堡副主席哈伦，先给卡特开一张20万英镑的发票，一旦钱转账而至，哈伦只能留下75000英镑，而将剩下的12.5万英镑退还给律师卡特。

　　哈伦当即明白这12.5万英镑就是劳伦斯从事这桩交易的利润。1996年11月，保罗·维尔德，朴茨茅斯秘书，确认俱乐部将支付20万英镑，3天后，卡特得到了埃尔弗斯堡的账号。可是瑞典人对这种诡秘的操作方式十分担心，他们不知道会造成多少麻烦，哈伦在12月初和维尔德传真交流中抱怨道：“这笔交易里坏人太多了。”哈伦最后决定由朴茨茅斯直接支付给他们75000英镑，否则交易流产。维纳布尔斯不得已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但他马上命令阿什比支付2万英镑给经纪人劳伦斯，作为对劳伦斯的报酬，同时鲍克斯顿也因为“发现”了这名瑞典球员而得到了一定的报酬。

　　阿什比对维纳布尔斯的决定很不满意，跟随维纳布尔斯这么多年，他已经熟悉了足球圈内一些不透明的操作，可他对维纳布尔斯如此热忱地帮助劳伦斯创收相当不满。阿什比和维纳布尔斯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贪婪和猜疑把维纳布尔斯紧紧包围住，最终让他陷入深重危机的，恰恰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老板主教练依旧不管俱乐部的财务问题，一口气买下了4名澳大利亚球员：罗比·伊内斯、汉密尔顿·索普、克雷格·福斯特和保罗·哈里斯。搞笑的是，这4个人经常不在朴茨茅斯，而要在维纳布尔斯带领下，在地球那一边参加澳大利亚国家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不过维纳布尔斯很快让所有批评者暂时闭嘴：他在1997年将李·布拉德贝里以300万英镑价格卖给了曼城队，这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前锋，朴茨茅斯从交易中得利不少。转会完成后，维纳布尔斯马上奖赏自己30万英镑——这也是他和朴茨茅斯的主教练合同中规定的，同时维纳布尔斯还和一个名叫ADMIRAL的服装公司签署广告合同，又是30万镑的进账。

　　铤而走险的道路延续不了太长，俱乐部内部的混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新球场工程难以为继，因为拖欠承建商资金太多；为俱乐部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天天都在催债；球员们也在担心，不知道工资能否得到保证；到现场看球的球迷越来越少……

　　到1997年4月，债主们开始采取法律行为对付朴茨茅斯了，无法克服的财务困难摆在面前，维纳布尔斯知道自己玩不下去了。

　　第一个重大打击出现在当年10月，埃迪·阿什比因为违反破产法，被判4个月的监禁。

　　在1996年，阿什比曾经作为维纳布尔斯的代表，在西班牙ALICANTE附近购买了一个小酒店和300亩地，想在将来改造成足球学校。整个操作过程通过一家在中美洲注册的离岸公司完成，目的就是要逃税。通过这项目阿什比为维纳布尔斯赚了不少钱，他想拿回自己的那一份。

　　可是就在阿什比锒铛入狱后几分钟，维纳布尔斯在伦敦骑士桥被新闻媒体包围着，他表情真诚地回答道：“我根本不知道他早就破产了。”没有人会相信维纳布尔斯的回答，此时维纳布尔斯自己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他在和热刺老板舒格的第一轮官司中告负，缴纳了150万英镑的诉讼费。后来维纳布尔斯出了本自传，在书里臭骂舒格，犹太人马上再以诽谤罪起诉他，维纳布尔斯这回连诉讼费到赔偿，又输了11万英镑。

　　1997年12月2日，尚未完工的朴茨茅斯新球场被启用，可是才打了两场比赛就因为安全问题被迫关闭。3天后，维纳布尔斯又奖励自己15万英镑，然后把俱乐部卖给前老板格里高里，自己抽身而去。维纳布尔斯得到这个俱乐部时，花了1英镑，2年不到时间内，他赚走了55万英镑。

　　1998年1月，因为19项严重违反公司董事法的罪名，特里·维纳布尔斯再次走上法庭。这是对他购买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时提供假的资信证明、骗取非法贷款和制造虚假信息的一次全面审判。维纳布尔斯此前最得力的助手阿什比也被推上法庭，原因是维纳布尔斯许多违法操作，都是由阿什比出面操作的。同时阿什比这个早已破产的人，不断作为维纳布尔斯的代表签署各种支票，并且和银行商谈贷款，也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维纳布尔斯在职业生涯最低潮中表现得十分明智，他马上承认自己这19项罪名成立，因此得到了对他最有利的判罚：罚款50万英镑，在2005年之前不能担任任何公司董事。

　　维纳布尔斯承认自己有罪，最满意的人是原告舒格，他认为自己完全扳倒了这个“老奸巨猾的脏人”。但是令舒格吃惊的是一个月后维纳布尔斯就找到一份新工作。这次他成为了另一支英超球队的主教练：伦敦西南濒临降级的水晶宫。

　　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俱乐部，维纳布尔斯在七十年代末曾带过水晶宫。1990年水晶宫打进了足总杯决赛，此后逐步下滑。1997年水晶宫老板罗恩·诺阿德斯已经不想保留他的俱乐部股份，正好一个34岁的暴发户出现了：马克·高德博格。高德博格做电脑行业发财，他想成为水晶宫老板，并且渴望有朝一日水晶宫能把曼联死死地踩在脚下。同时他也在梦想拥有一个英超俱乐部后，他就能进入上流社会了，“也许我将来能到唐宁街，和国王、大使们喝喝下午茶。”诺阿德斯警告过高德博格，说职业足球绝不是商人们赚钱的行业，但高德博格完全不听。1997年12月，水晶宫在英超垫底，高德博格仍然开出31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水晶宫，诺阿德斯窃笑不已。

　　为了让水晶宫保级成功，高德博格把赌注下在刚刚走出法庭的维纳布尔斯身上。“我仔细研究过特里的履历，我相信我们能完美合作。” 暴发户说道。维纳布尔斯起初还对高德博格的邀请进行推辞，其实这只是他讨价还价的策略，维纳布尔斯此时声名狼藉，能立即得到一个英超主教练的职务，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

　　高德博格开出的完全是维纳布尔斯无法拒绝的价格：只要开始签约谈判，他就能得到13.5万英镑的收入。合同5年350 万英镑，一幢价值65万英镑的房子，税后支付75万英镑现金，并且可以得到价值200万英镑的俱乐部股份。“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维纳布尔斯一签约，高德博格就忙着拍马屁了，“我们互相尊重，特里是大师中的大师，他是足球之神。”

　　高德博格的电脑服务公司曾经价值上亿英镑，就在他入主水晶宫的同时，他的个人财产却在萎缩。为了实现控股，高德博格卖掉了电脑服务公司的部分股份，此时他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然而维纳布尔斯对老板的窘境毫不理睬，他一口气买进了13名球员，当中第一名球员大卫·阿穆萨勒姆是足球圈中的大笑话。

　　阿穆萨勒姆是个27岁的以色列左后卫，给维纳布尔斯提供这名球员的正是大牌经纪人皮尼·扎哈维。“看看他的比赛录像带。”维纳布尔斯曾对水晶宫的球探约翰·格里芬说过。格里芬研究了两天，回来报告道：“他的防守并不好。”维纳布尔斯眨了眨眼睛：“难道我就不能训练他吗？”格里芬回答道：“当然可以，但他确实太老了，很多习惯不可能改过来。”

　　不论球探观点如何，维纳布尔斯还是用85万英镑从马卡比买下此人。当时有球探认为阿穆萨勒姆身价只值25万英镑，但高德博格对维纳布尔斯言听计从。可笑的是，交易完成后，马卡比发现水晶宫只支付75万英镑。后来阿穆萨勒姆果然在水晶宫打不上球，当水晶宫再度将他卖回以色列时，转会费只有2.5万英镑。

　　1997-1998赛季结束时，水晶宫不可救药地降级，高德博格利用维纳布尔斯的赌博彻底失败，可维纳布尔斯仍在进行转会交易，即便过去3个月他已经花费了600万英镑用来购买球员。水晶宫还在滑落，眼看就要跌到英甲榜尾了，这时维纳布尔斯以100万英镑的身价从中国买来了范志毅和孙继海两名球员。

　　这或许是维纳布尔斯一连串转会交易中最具成效的行动，范孙成为率先登陆英格兰的中国球员，他们的能力和表现得到了欧洲足坛的认可。维纳布尔斯之所以决定要购买这两名中国球员，也是因为老朋友泰德·鲍克斯顿推荐，他在无意间给中国足球打开了一扇窗。

　　但维纳布尔斯对李·布拉德贝里的依靠就有些莫名其妙了。这是他不久前在朴茨茅斯卖给曼城的球员，曼城马上意识到被维纳布尔斯骗了。1998年10月，维纳布尔斯以150万英镑买下布拉德贝里，12个月过后，水晶宫用30万英镑价格把这名前锋卖走。

　　沃尔特·德尔·里奥这名球员是“第一艺术家”经纪公司提供给维纳布尔斯的。这是一名当时效力博卡青年队的球员，1998年8月20日，博卡青年队发了份传真给“第一艺术家”，同意将德尔·里奥转让。在这份有着博卡青年队字样的函头纸上，阿根廷人注明同意先租借德尔·里奥给水晶宫1年，租借费用20万英镑。

　　“第一艺术家”的老板史密斯兄弟马上把这份传真转交给维纳布尔斯，维纳布尔斯拿给老板高德博格看，水晶宫同意这桩交易，于是“第一艺术家”先开出了20万英镑的发票，一个月过后，他们又开出一张31万英镑的发票，按照“第一艺术家”的解释，这里头包含了对德尔·里奥50%所有权的购买，以及支付给该球员在阿根廷经纪人的费用。高德博格被这两张发票搞得头晕眼花，但维纳布尔斯成天都在催促他完成这笔交易，于是老板一横心，又把钱付了出去，“第一艺术家”从这笔交易中拿走了9.5万英镑的佣金。

　　这是一个完美设计的骗局。早在1998年6月17日，博卡青年队就终止了德尔·里奥的合同，后者成为了一名自由球员，水晶宫没有任何理由为一名自由球员支付任何转会和租借费用，得到他50%所有权的说法更是滑稽。那张从博卡青年队传真到“第一艺术家”的函头纸是伪造的。“第一艺术家”的老板一再强调他们被南美人骗了，但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

　　由于维纳布尔斯从中斡旋，“第一艺术家”和水晶宫的关系并没有破裂，高德博格居然没有追回他白白支出的51万英镑。因为他已经在水晶宫砸下了3000万英镑，而水晶宫仍然在往下掉。维纳布尔斯的转会行动还没完，他又用750万英镑的惊人价格从西汉姆联队买来射手约翰·哈特森，此前一周高德博格已经对他的各种交易忍无可忍，要求他把一队40人减缩为25人。一看到老板要勒紧裤带了，维纳布尔斯就觉得不爽，1999年1月他终于辞去了水晶宫主教练的职务。维纳布尔斯并不是随便走人的，高德博格为他额外支付了半年薪水作为补偿，。

　　离开水晶宫2个月后，汉普谢郡警方对维纳布尔斯的调查也接近尾声，虽然朴茨茅斯俱乐部声称他们掌握了许多维纳布尔斯经济诈骗的证据，但是警方无法得到英格兰足总的配合——当时足总首席执行官凯利极度反对外来势力对足球内部问题的调查，因此这4个月的调查也是无疾而终。于是维纳布尔斯坐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享受着他在度假圣地的快乐日子。

　　从1999年初到2002年夏天，维纳布尔斯进入了又一个休眠阶段，其间短暂出任过米德尔斯堡俱乐部顾问，帮助布赖恩·罗布森带领米德尔斯堡保级，此后没有新的工作机会。

　　2000年基冈突然从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离开，英格兰足总急于寻找下一任主教练时，《每日镜报》还把维纳布尔斯做了一期封面人物。维纳布尔斯自己也希望能得到国家队主教练职务重振声威，但英格兰足总低调处理了此事，尽管维纳布尔斯是这个圈子里的宠儿，可他在过去几年闯下的祸委实太多。

　　坐吃空山显然不是维纳布尔斯的选择，和许多前职业球员一样，维纳布尔斯踏足媒体，和独立电视台签署了一份5年长约，价值150万英镑，专门为该电视台周末“英超集锦”节目和其他重要比赛担任解说。这可能是维纳布尔斯最胜任的工作，一口悦耳的伦敦英语，加上他滔滔不绝的言辞、雄辩的语调，很短时间内维纳布尔斯就成为了电视球迷的新宠。同时维纳布尔斯不像罗恩·阿特金森(独立电视台另一位前主教练评论员)那样，动辄臧否人物；他在镜头前用词文雅，很少利用这种公开的机会来攻击自己的对手，这反而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好感。2001年舒格将热刺股权转让给ENIC公司时，维纳布尔斯也保持了相对的低调。

　　惟一的小插曲是他的前马仔阿什比出狱后。主仆早已反目成仇，阿什比把他和维纳布尔斯之间的故事卖给了《太阳报》的周日版《世界消息报》，并且装模作样地在骑士桥皇冠法院前拍了张照片，示意在法庭受审的本应该是维纳布尔斯。然而此刻维纳布尔斯已经得到了独立电视台、《每日镜报》和《伦敦标准晚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太阳报》的炒作并不成功。

　　时光在流逝，每个周末人们都能看见维纳布尔斯在电视画面上指点江山、谈笑用兵，但每个人都在说：“他也就只剩下一张嘴了。”维纳布尔斯却不这么想，他的足球梦想还没有结束，他还在等待下一次机会。

　　2002年世界杯维纳布尔斯和加斯科因都是独立电视台的解说嘉宾，作为一个前足球教练，他的洞察力和口才，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球迷的认可。世界杯甫一结束，利兹联因为转卖里奥·费迪南德一事，炒掉了主教练奥利莱。当时的利兹联主席里兹代尔到处寻找新教练。他本来没有想到维纳布尔斯这个旧人，可以色列经纪人皮尼·扎哈维劝里兹代尔到西班牙去和正在度假的维纳布尔斯见一面。维纳布尔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说服了里兹代尔，主席事后回忆道：“特里太善于鼓舞人心了，和他谈了90分钟，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能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力。”一份2年220万英镑的合同落到了维纳布尔斯手中，他在埃兰路和球迷们见面，在新赛季揭幕战中痛快淋漓地3比0完胜升班马曼城。摆在维纳布尔斯面前的，似乎是又一个蜜月。

　　可此时的利兹联正堕落在最深重的财务危机里，卖掉费迪南德，他们的债务仍接近8000万英镑，里兹代尔把持了所有转会交易，试图通过转卖球星来降低债务风险。罗比·基恩在2002年8月底走人，接下去的是达科特、伍德盖特和鲍耶等人。1年前在欧洲冠军杯中红火一时的利兹联眨眼间作鸟兽散。维纳布尔斯也想按照自己的意愿买点球员进来，可利兹联的财务状况让他无法达成目的。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维纳布尔斯第一次被俱乐部经济现状所困，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而在这种时刻，球队的成绩也一落千丈，欧洲联盟杯被早早淘汰出局，联赛主场一度4连败。到了2003年2月，利兹联的赛季目标只剩保级。里兹代尔挥下了屠刀，这是维纳布尔斯职业生涯中惟一一次被解雇。

　　解雇并没有让维纳布尔斯经济上吃亏，里兹代尔仍然支付了他65万英镑的补偿金，只是摔了这个跟头后，维纳布尔斯作为主教练的名声也已大降，此后再也难有一线球队会聘请他出山了。不到2005年，他也无法成为任何公司的管理者。但像维纳布尔斯这样的人，还是会长久地活跃在这个并不干净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