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场外父子兵

　　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行业中，“关系”这个概念都意义重大。越是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子，因为与外界的相对距离，圈子内部的关系对个体来说往往更加重要，职业足球圈就是如此。倘若你想成为一个足球经纪人，而你的父亲恰好是某个一线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或者重要董事时，摆在你面前的将是一条坦途。

　　在英格兰目前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中，至少有7个主教练或者俱乐部主席的儿子，混迹于足球经纪人圈内。从表面操作来看，这些儿子们并没有任何违法操作，可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原因，他们不需要长期努力就能轻松达成目标。由他们作为球员的代表，去跟父亲代表的俱乐部进行谈判，其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然而这种敏感现象居然无人过问，甚至没有谁敢在英格兰足球圈子公开提出来，因为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儿子们的财运亨通，必然得到了老子们的强力援助，得罪儿子就等于得罪老子，人家在场外都有着“父子兵”的“关系”，还有谁的关系能比得过这层坚壁？

　　只要提到经纪人，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贪婪、狡猾和不劳而获的 “10%先生”。经纪人能从球员年薪中轻松拿走至少5%，能从其他球员赞助和广告合同中拿走10%，这种人简直就是“吸血鬼”。

　　其实职业体育经纪人的形象，是被媒体扭曲了。他们大多都有着基本的专业知识，能给球员提供理财、法律和生活方面的多种服务。可是如果逐一分析这7对父子家庭之外的商务关系，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儿子不可能不从父亲身上沾光。他们已经不属于传统的经纪人范围，他们还没有被人抓住明显的违规操作，然而利用父亲的关系获利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7对英格兰足球的场外父子兵分别是：

　　马克·阿勒代斯——父亲为山姆·阿勒代斯，

　　博尔顿主教练；

　　马克·雷德克纳普——父亲为哈里·雷德克纳普，

　　朴茨矛斯主教练；

　　马休· 弗朗西斯——父亲为特拉沃·弗朗西斯，

　　前水晶宫主教练；

　　贾米·哈特——父亲为保罗·哈特，

　　前诺丁汉森林主教练；

　　肯尼·谢泼德——父亲为弗莱迪·谢泼德，

　　纽卡斯尔联队主席；

　　杰森·弗格森——父亲为阿历克斯·弗格森，

　　曼联主教练；

　　达伦·戴恩——父亲为大卫·戴恩，

　　阿森纳副主席。

　　7个“儿子经纪人”，都是近年来在转会市场上相当活跃的人物，他们大多是半路出家，并没有在足球经纪这个行当里历练多年，而都是一夜之间跃上前台的人物。没有父亲的背景，他们不可能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圈子里走得如此顺当。英国足球经纪人在2003年8月底超过了180人，而英超与英甲两个购买能力相对更强的联赛，职业球员人数不过1200余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球员被外国经纪人所控制，这意味着每个英国经纪人平均签约的球员只有5人。像“大鳄”经纪人斯特莱福德控制的PROACTIVE这种大经纪公司，一家签约的球员数量就在260人左右，其余英国经纪人能接近的球员就更少了。

　　一个经纪人，除非其经营和拉广告的能力超强，否则至少需要有6到7名周薪在6000英镑以上的球员在手，才能维持其正常经营，这个数字，是笔者通过向4位英格兰体育律师或者足球经纪人求证得到的一致答复。经纪人看似不劳而获的人物，可这一行并不好干，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结局，业内竞争到了残酷的地步。不过“儿子经纪人”在这个行当里，就像嘴含金钥匙出生的小财神，不费吹灰之力，动辄入账黄金万两，这不能不引起经纪人同行们的疑虑。

　　雷彻·安德森是英国惟一的一个女足球经纪人，在2003年夏天和《观察家报》一个朋友聊起这些“儿子经纪人”时，雷彻并不反对在足球经纪这个行当里进行家族式的经营，她自己在欧洲进行商务旅行时，就会带着已经成年的儿子一道出游，只是她担心一旦出现了“利益冲突”，例如儿子代表着球员，和父亲代表着俱乐部交易时，谁也不能保证交易双方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球员或俱乐部的利益。

　　大量的金钱充斥在职业足球圈里，但是这些金钱在数量上并不是无止境的，所以每个在足球经纪圈子里混的人，都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不能在行业里取得领先或者稳居中游的位置，就只有面临被淘汰的结局。疯狂的竞争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常行为，从雷彻·安德森的观察来看，许多经纪人的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肮脏了。

　　“不，我不能给你具体姓名，”在2003年8月的这次采访中，雷彻说道，“经纪人是一个狭小的圈子，职业足球也是一个小圈子。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像在一个小村庄里，彼此都相互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细，谁干净谁肮脏大家都清楚。可是村庄有着自己的规矩，这是外人不能修改的。因此我们只能约定俗成地照着这些特殊规矩玩下去。”

　　安德森和许多经纪人一样，都尝到过“场外父子兵”的厉害，可为了不触怒位高权重的父亲，他们根本不敢多言贾祸。对于“儿子经纪人”，其实媒体根本不用进行任何长期周密的调查，有其父亲在位，身为经纪人的儿子不可能不占便宜，就拿名震江湖的曼联主教练弗格森为例，便可见一斑。

　　两年前，弗格森已经流露出了退休的意思，为了纪念这个英国足球历史上不世出的伟大教练，著名足球记者迈克尔·克里克开始着手撰写弗格森的传记，此书后来出版时名为《老板：多面的阿历克斯·弗格森》。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克里克对弗格森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其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弗格森的一个儿子杰森· 弗格森——老爸的辉煌生涯让小弗格森获利匪浅。

　　杰森也曾经进入过职业足球界，不过并不成功，很早就退役，然后转行进入了新闻界。起初杰森在独立电视台(ITV)曼彻斯特地方台工作，此后一度参加慈善事业，到罗马尼亚去照顾孤儿，时间长达一年。最终他的社会同情心无法战胜金钱的诱惑，回国后克里克加盟了天空电视台(BSKYB)。在这个新工作岗位上，克里克得到了父亲莫大的帮助，他经常能得到许多其他足球记者根本无法得到的新闻信息，而且作为新闻工作人员，杰森也有着出众的才华，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对足球运动的报道有了很强的判断性，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天空电视台最出色的足球记者。

　　天空的同事回忆说，有几次在转播曼联的比赛时，杰森突然看到他的父亲在通道口，急促不安地踱步，他会马上提醒摄影师：“注意阿历克斯的动向，他马上就要发火了！”对父亲行动细节的熟悉，使天空电视台抓住了许多弗格森球场失态的珍贵镜头。尽管老子对天空的这些做法并不满意，可这是儿子的作品，老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杰森在天空电视台得到了同行们的尊敬，尽管他有很多别人缺乏的先天有利因素，但他仍然是一个恪尽职守的新闻工作者。不过在 1998年，杰森突然从天空电视台辞职，因为他觉得天空给自己的工资不够高，然后决定成为一名职业足球经纪人，他相信在那个圈子里，才有着自己梦寐以求的金山。

　　1999年初，小弗格森的名字出现在L’ATTITUDE足球经纪公司的名录里，这是一家总部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经纪公司，由安迪·多德和凯伦·托尔两人组建。多德曾是一个连锁店的商务经理，托尔则是前曼联青年队球员。这两人在组建L’ATTITUDE的时候，就得到过弗格森的支持，而托尔从小就和杰森·弗格森是朋友。在公司起步初期，杰森的妻子塔尼娅在公司也拥有一定的股份。多德和托尔将公司名称用法文注册，似乎要表明这家经纪公司的国际化立场，可实际上，他们的业务活动不但很少走出英国国门，大部分时间甚至连曼彻斯特都没有离开过。

　　有着强势的弗格森支持背景，L’ATTITUDE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信息灵通、服务准确到位的足球经纪公司。有一次L’ATTITUDE给伦敦的一家足球经纪公司发传真时，因为秘书的大意，泄漏出了该公司一条重大商业机密：这个秘书将曼联青年队即将清除队员的名单传了过来！英国媒体一直怀疑曼联是否有清除部分青年队员的计划，而曼联俱乐部始终否认此事，因此这份传真在1999年夏天的英国新闻界激起了强烈反应，许多人都攻击曼联青训计划对年轻球员的欺骗。名单中的部分队员已经签署了职业合同，可他们的经纪人完全不知道球员马上会被弗格森清除——因为转卖球员的决定大权是被老弗格森牢牢控制的。

　　此前就有人怀疑，曼联的青训制度有网罗一批年轻球员“陪太子读书”的内幕，因为大部分曼联青训体制下的球员都被一队淘汰，只有几个很早就被看好的球员被留了下来。人们认为曼联为了让这几个未来之星得到一个稳定进步的环境，招来一帮同龄人陪他们练球，因为这些“太子”，例如现在的理查德森和达伦·弗莱切，在青训体制中得到的待遇比其他年轻球员要强出太多。

　　传真事件一出，大家联想到小弗格森年初加盟L’ATTITUDE，这才意识到“场外父子兵”的厉害。一位事后果然被曼联淘汰的青年球员的父亲当时就想和L’ATTITUDE打官司，不过他儿子很快就在其他球队找到了工作，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在1999年夏天，L’ATTITUDE得到了第一份和曼联有关的大业务，不过这也是曼联有史以来最失败的球员交易。当时传奇门神彼得·施梅切尔因为年龄老化，主动离开了曼联。俱乐部为了寻找施梅切尔的接班人，将门将搜罗的大网扑到了全世界，谁知道最后居然从意大利乙级俱乐部维琴察签来了一个名叫马西莫·泰比的守门员。

　　泰比不但不是施梅切尔的接班人，而且他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变成了老特拉福德的大笑话。在老特拉福德满场的 68，000名观众的注视下，泰比让南安普顿球星勒迪塞尔一个松松软软的射门从他手中滑落，从双腿间滚到了大门之内，这个镜头成为了曼联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场面一。

　　泰比的曼联生涯只维持了4场比赛，平均每场比赛曼联为他支付了112.5万英镑。此后曼联悄无声息地把这个守门员租借了出去，最终卖给了意大利俱乐部雷吉亚纳，这都是因为老弗格森对泰比拙劣的表现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泰比是L’ATTITUDE自成立以来，通过独立运作卖给曼联的惟一一个球员，他在上场的4场比赛中共被对手破门11次，而当初曼联为他支付的转会费高达450万英镑，这里头L’ATTITUDE至少赚了45万英镑。

　　老弗格森下定决心除掉泰比这个笑话时，仍然找L’ATTITUDE帮忙，于是L’ATTITUDE又回到意大利为泰比找工作。后来卖掉泰比时，L’ATTITUDE只从曼联拿走了25，000英镑的佣金。按照原来的规定，该公司能从泰比的第二次转会交易中拿走7万英镑，可剩余 45，000英镑曼联根本没有支付。小弗格森或许知道这单交易有多糟糕，所以此后也没有再找老爸追债。

　　这个倒霉的泰比，让 L’ATTITUDE在这一单交易的利润达到了五十万英镑左右，这笔钱足够让这个小经纪公司运营4年。

　　曼联俱乐部一直拒绝谈论 L’ATTITUDE和泰比的关系，不愿意对外透露买进泰比和卖出泰比两笔交易的过程，可是雷吉亚纳俱乐部承认，正是通过L’ATTITUDE和小弗格森，他们才买到了急速贬值的泰比。

　　经纪人山姆·史密斯对这种“场外父子兵”的关系非常恼怒，他说一个职业足球经纪人，必须通过长年努力，才能和一些足球俱乐部建立起良好关系，才有可能在一些俱乐部找到合作机会，然而像杰森·弗格森这样的经纪人，只需要一两个电话就能进入核心业务圈，这对整个足球经纪行业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

　　经纪人雷彻·安德森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得更加直白：“同行们都非常嫉妒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如果你只要给父亲、哥哥或者叔叔打个电话，问一句：‘你能不能看看这个球员能力如何？’或者‘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球员？’然后就能完成一笔交易，这生意做起来就太简单了。还有什么人际关系比家庭关系更紧密的？同时我感觉不可思议，当儿子和父亲谈判，儿子一个劲想从父亲身上占便宜时，父亲有什么办法阻止儿子？更何况这样的父子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

　　经纪人也是一个奇异的圈子，即便是英国这个足球经纪人最多的国家，总数也不过一百八十人左右，彼此之间知根知底，谁要是玩得太过火，砸别人的饭碗砸得太凶，迟早会遭到报应，同行不可能听之任之，因此有些“场外父子兵”在操作上要更谨慎一些，他们也更顾忌同行的影响力，他们也不敢冒犯众怒的风险。

　　像阿森纳副主席大卫·戴恩的儿子达伦·戴恩，就是阿森纳 “皇家经纪人”杰罗姆·安德森旗下“体育和媒体娱乐公司”的法律顾问。“体育和媒体娱乐公司”也是一个上市企业，2001年夏天曾经操作了阿森纳900万英镑从埃弗顿购买青年前锋弗朗西斯·杰弗斯的交易，不过在交易前，安德森就公开表示，小戴恩和该公司的任何球员交易、以及球员肖像权使用交易都无关。安德森之所以会如此保护小戴恩，是因为在此前波兰门将杜德克转会阿森纳流产一事中，小戴恩从中斡旋的重要作用已经被英国媒体曝光，他不得不让小戴恩更收敛一点。

　　博尔顿主教练阿勒代斯的儿子为王牌经纪人马克·科蒂斯服务，科蒂斯控制的球员足以组成一个英超豪华阵容，科蒂斯非常善于保护小阿勒代斯，宣称小阿勒代斯不会参与任何与其父相关的球员交易，不过翻看跟科蒂斯有合约关系的球员名单，其中就有曾经效力于博尔顿的射手迈克尔·里基茨和现效力于博尔顿的中场凯文·诺兰，2003年夏天博尔顿和巴西射手贾德尔的签约，也是科蒂斯跟小阿勒代斯的合作。

　　负责调查英国足球黑幕的约翰·史密斯爵士对“场外父子兵”的现象也非常警惕，他要求任何有亲属关系牵涉在内的转会交易，必须事先向当地足总汇报，并且要求相关人员宣誓不徇私舞弊，以增强这种敏感转会交易的透明度。然而这种做法能防君子，却阻挡不了小人攫取利益的热望，曼彻斯特的体育律师法内尔认为，即便不直接参加交易，“父子兵”仍然能形成其他经纪人无法想象的默契。

　　“如果你和主教练有亲属关系，或者你和任何俱乐部重要人士有亲属关系，那么你就有可能得到许多极其重要的信息，”法内尔说道，“例如你能知道主教练希望得到哪个球员。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只要球员和现俱乐部的合同还没有结束，没有得到现俱乐部的同意，任何其他俱乐部绝对不能和这名球员进行任何谈判，可是如果这名“亲属经纪人”得知了这种重要信息，他完全可能私下里和球员交易。”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某个主教练想放弃本队某一名球员，或者主教练知道本队某名球员想要转会，这条信息泄漏出来，同样会让他的亲属经纪人获益。经纪人提前知道了这种信息，就能抢在其他人之前进行操作，而且可能在这名球员获悉自己将离队之前，便开始了新的转会谋划。

　　对于其他经纪人来说，钻山打洞也无法得知分毫的消息，也许是这些“儿子经纪人”在早餐饭桌上轻描淡写就能拿到的，谁能管理这种信息获取方式？从理论上讲，国际足联、欧足联和英格兰足总都有这种管理权力，有人建议将这种违规操作的俱乐部勒令停止转会交易一年，可是谁会去调查这种转会内幕？谁愿意在无法获取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得罪 “儿子经纪人”有权有势、当时得令的“老板父亲”？

　　史密斯爵士也知道，他提出的要求不可能杜绝“场外父子兵”的现象，于是他建议英格兰足总成立一个七人以上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只是建议提出已经有6年了，英格兰足总没有任何动作。成立类似的调查机构，英格兰足总必须争得各俱乐部首脑的同意，大卫·戴恩本人就是足总执委，弗格森威权之盛路人皆知，足总怎么可能说服他们？

　　于是又有人鼓吹成立一个转会清算委员会，也有人要求教练协会制订新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主教练在转会交易中潜在的黑箱操作，可是在英格兰足球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子里，不借助来自非足球圈的社会力量的干预，类似的调查和约束机构即便成立，也不可能发挥出激浊扬清的作用。

　　像小戴恩、小阿勒代斯和小雷德克纳普这种，算是比较低调的“儿子经纪人”，不过也有不信邪、完全不理会圈内操作规范的人，杰森·弗格森便是一个代表人物。泰比事件之后，他不但没有学会收敛，反而继续利用自己父亲的关系来为自己掘金。

　　2001年秋天，又一桩值得分析的转会出现了，故事背景仍然是曼联，弗格森“父子兵”的形象再度出现，故事的主角是曼联主力后卫荷兰人斯塔姆。

　　曼联在1999年夺取“三冠王”时，斯塔姆是后防中坚，可是在2001-2002赛季刚开始不久，斯塔姆突然被转会到意甲俱乐部拉齐奥。曼联的防线并不稳固，送走他们最好的中卫，给曼联俱乐部的前程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人人都知道斯塔姆突然被老弗格森抛弃，是与斯塔姆当年夏天在自传中对弗格森言辞不敬直接相关的，可他离开曼联的经历却是不为人知的。

　　此时的小弗格森已经离开了L’ATTITUDE，摇身一变成为了另一间经纪公司ELITE(精英)的董事，这间公司的董事还包括大卫·加德纳，又一个前曼联青年队队员，以及弗朗西斯·马丁。马丁是三位老板中真正持有国际足联经纪人执照者。斯塔姆的突然转会，仍然和小弗格森大有关系。

　　马丁最早联系拉齐奥，商量斯塔姆转会事宜，而此刻连曼联董事会都不知道弗格森想除掉斯塔姆，当时博比·查尔顿曾经接受过天空电视台采访，确认曼联没有出售斯塔姆的打算。可是就在弗格森通知董事会将出售斯塔姆不到六个小时，曼联董事会还没来得及考虑如何出售斯塔姆，拉齐奥方面就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斯塔姆的加盟。查尔顿对此极为恼怒，指责弗格森完全不把董事会放在眼里，双方矛盾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果弗格森提前通知董事会，并且证明是由ELITE经纪公司来操作此事，以他的影响力，董事会不会拒绝他的提议。问题出在弗格森先斩后奏，而在他通知董事会的前一周，马丁3次飞往罗马和拉齐奥谈判，小弗格森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

　　斯塔姆并不是ELITE公司的签约球员，他的英国经纪人迈克尔·威廉姆斯对斯塔姆的转会也感到十分吃惊，“前1 分钟他还是球队主力球员，1分钟后他就被卖到意大利去了。斯塔姆当时十分沮丧，我对整个运作过程毫不知情，斯塔姆后来跟我说，弗格森就像处理一堆烂肉一样，把他丢到意大利去了。在这当中，杰森·弗格森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运作比任何公开的信息都要快上一周。”

　　抢先一步得到信息，是经纪人之间竞争的关键所在，像迈克尔·威廉姆斯在类似事件上，就完全无法和小弗格森竞争，所以威廉姆斯会酸溜溜地说道：“要是你提前知道哪个球员将被卖掉，那么即便你不参加这桩交易，这条消息都能让你赚很多钱。倘若我现在就知道弗格森将卖掉斯科尔斯，那会有很多人支付我一笔巨款来买这条消息。斯塔姆事件之后，弗格森父子都不再谈此事，所以这桩交易的真正内幕，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小弗格森操作的下一桩类似交易，是2002年夏天里奥· 费迪南德以29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曼联，小弗格森也没有直接参加交易，可他帮助以色列大鳄经纪人扎哈维完成了此事。更有趣的是，在小弗格森介入费迪南德交易的同时，还有一个“儿子交易人”在帮扎哈维干活，那就是小雷德克纳普。

　　费迪南德成名于西汉姆联，其时老雷德克纳普正是西汉姆联的主教练，队中以色列中场贝尔科维奇的经纪人就是扎哈维。费迪南德很快就和扎哈维签了代理合同，小雷德克纳普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是扎哈维的助手，此后有11桩西汉姆联转入转出的球员交易，跟扎哈维直接相关，费迪南德在2001年以1800万英镑的天价转会利兹联时，代表扎哈维参加所有谈判的，就是这个左脚微瘸的小雷德克纳普。

　　经纪人的工作，简单概括，就是在任何交易中帮他服务的球员得到最好的合同、赚到最多的钱，这样他自己才能抽取最高金额的佣金。主教练父亲和经纪人儿子交易时，不论哪一方占了便宜，最终都是同一个家族获利，这种交易方式，吃亏的永远是足球俱乐部和赤诚支持他们的球迷。

（13)经纪人斯特莱福德

　　如果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在足球经纪人的公司里拥有股份，并且在买卖球员时直接和这些经纪人交易，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如果和主教练们打交道的经纪人，恰好是他们的亲戚，甚至就是他们的儿子，这种情形是否合理？每个赛季都有数以千万英镑计的转会费在市场上流转，职业球员，尤其是英超，每个赛季得到的工资更是天文数字，球迷能否肯定，他们代代相传支持的俱乐部，在球员交易上做出的决定，是符合球迷利益的？

　　走进一个典型的职业足球经纪人的生活中去，一幕又一幕奇怪的现象将在我们眼前展开。

　　走进PROACTIVE体育集团上市公司的总部，迎面大堂就是一座施梅切尔的腊像，是这个丹麦门神在伦敦图多尔夫人腊像馆里那尊腊像的翻版。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欢迎仪式，不过施梅切尔正是PROACTIVE发家历史上的重要球员之一，这个足球经纪公司，是经纪人保罗·斯特莱福德1987年在他曼彻斯特城北公寓的地下室里起步的。在他2003年夏天退役之前，施梅切尔是斯特莱福德旗下260名签约球员中的一员。

　　现在的 PROACTIVE公司，总部在曼彻斯特西南的WILMSLOW，这里也属于著名的CHESHIRE地区，正是大牌如贝克汉姆、基恩、欧文、阿内尔卡、内维尔兄弟等球星的居住区。施梅切尔之外，斯特莱福德控制的知名球员还包括鲁尼、安迪·科尔、雷纳、维尔考克斯等等，而他只是全英国170个职业足球经纪人中的一员；西班牙是欧洲足球经纪人第二多的国家，但总数不到八十人。170个足球经纪人在国际足球市场上兴风作浪，他们和职业足球九十年代的黄金岁月一同成长。

　　在2001-2002赛季，英超的转会费开支总数约为5.62亿英镑，英超球员的工资总额在7.43亿英镑左右。斯特莱福德这样的经纪人，在职业足球圈里找到了金矿，因此他对自己的成就无比骄傲：“我们是一个体育营销公司，不过在我们的业务范围中，足球肯定是最性感的组成部分。”

　　2001年5月，PROACTIVE在伦敦上市，股东包括前曼联球员奥尔森和莫兰，当时的伦敦股市分析报告显示，像 PROACTIVE这样的足球经纪公司，很快就能取代上市足球俱乐部在股市上的地位，成为“体育新经济的投资方向”，原因是足球经纪公司的客户——球员的工资在日夜暴涨。斯特莱福德对此感觉十分自然：“这是市场决定的，英国在职业体育经纪和营销上，有着全球领先的地位，职业体育经纪公司上市，最早也是出现在英国。现在股市上有5家类似的上市公司。上市本身对提高我们的知名度也有着极大的帮助，在筹办上市过程中，我们印刷了45000份宣传手册，不仅足球圈内尽人皆知，圈外人，只要对股市感兴趣的，没有人不知道我们的发展。”

　　知道PROACTIVE上市的人的确很多，不过到对外公开的英国政府工商部门查一下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录，你会看见许多熟悉的足球教练的姓名。

　　斯特莱福德从来不承认，那么多足球教练是他公司的股东，会对他的经纪业务有多少帮助，他强词夺理地声辩道：“我不可能认识每一个股东，公司股票交易频率特别快，谁会跟踪这些每天都在变的股东名录。”

　　可是随便扫扫这份名录，你就能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博比·罗布森，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持10万股

　　格莱姆·索内斯，布莱克本队主教练，持40万股

　　马丁·奥尼尔，凯尔特人队主教练，持17.2万股

　　约翰·格里高里，前阿斯顿维拉主教练，持6万股

　　彼得·雷德，利兹联队主教练，持12.5万股

　　克雷格·布朗，前苏格兰国家队主教练，持12万股

　　史蒂夫·科佩尔，持4万股

　　霍华德·威尔金森，前足总技术总监、前桑德兰主教练，持4.8万股

　　凯文·基冈，前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曼城队主教练，20万股

　　山姆·阿勒代斯，博尔顿主教练，8万股

　　这是在 2002年6月23日进行的统计，名单之外，基冈在曼城队教练组的两个手下，亚瑟·科克斯持4万股，德雷克·法萨克里1万股，埃弗顿俱乐部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唐福德也持有4万股。

　　更难以理解的是，这些购买足球经纪公司股票的圈内人，都不愿意解释他们购买PROACTIVE股票的原因。当BBC2台做一个相关调查时，当时还担任桑德兰主教练的雷德回了一份传真，说他在2001年5月购买了12.5万股PROACTIVE股票，支出 31?250英镑，他在该公司所占股份只有0.01%，而且他这笔投资是亏本的，因为PROACTIVE股价在市场上并没有如人们预计中那样一路飙升。

　　BBC2台的调查于2002年6月开始，6月底雷德卖掉了手中的股票，一周后，博尔顿主教练阿勒代斯把他的PROACTIVE股份也卖掉了，9月埃弗顿 CEO唐福德把他的股份也卖掉，一周后PROACTIVE和埃弗顿天才少年鲁尼签约。不过在雷德持有该公司股份时，他以50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同一公司的客户：美国中场克劳迪奥·雷纳。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事例，雷纳和PROACTIVE交易，令该公司获利，而他自己又是该公司的股东，在花桑德兰俱乐部钱的同时，也间接地让自己获利，这种经济操作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

　　奥尼尔的回复更加特别，他的律师要求BBC不要把他的名字列上去，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即便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英国工商部门(COMPANY HOUSE)的官方网站上查出，奥尼尔仍持有该公司17.2万股。

　　没有任何人指责这间公司有问题，或者说在该公司持股的教练、俱乐部经理和斯特莱福德本人有多少非法操作，除了雷德、阿勒代斯和唐福德，其他足球圈内人今天仍然持有这些股份。

　　足球经纪人由时代催生，是职业足球发展的必然产物，英国如此，职业足球尚处于起步期的中国也是如此。自从1961年英国政府正式取消对职业球员的限薪制后，职业足球进入了第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明星开始出现，职业足球经纪人便是明星的伴生物。每个职业球员享受的物质待遇和公众待遇，都较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乔治·贝斯特算是职业足球历史第一个摇滚巨星般的球星，这些明星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法律、经济和舆论上的帮助，为他们理财，帮助他们处理法律纠纷，协助他们对付媒体和其他公共关系。足球明星越来越有钱，经纪人自然也会越来越富有。

　　明星的经纪人，有着一枚硬币的两面性。一面是“10%先生”，因为大多数经纪人都会从球员的转会交易中抽走10%作为报酬，然后再从球员工资中抽走 5%，这是国际足联允许的范畴。许多人都因为这些看似轻易的10%和5%，从而指责经纪人是“吸血鬼”，事实上，在硬币的另一面，经纪人为职业球员们提供了周密的服务，大到转会和续约谈判，小到生活细节，他们的确能帮职业球员们赚到更多钱。职业足球经纪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不能提供这些服务，他们将无法存在，而职业球员根本离不开这些服务。

　　在金钱疯狂涌进足球世界过程中，足球经纪人又不断出现另外一种两面性：合理操作的一面和桌下操作的一面。在保罗·斯特莱福德和PROACTIVE公司，各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冲突”不断出现，而这从理论上看，是职业足球不能容忍的。

　　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布莱克本主教练索内斯，在公司上市时，以25便士每股的价格买下了40万股。2001年圣诞节后，濒临降级的布莱克本缺少前锋，索内斯以800万英镑从曼联买来安迪·科尔——斯特莱福德的客户。国际足联规定，经纪人原则上只能从各种交易中拿走5%，按照这条原则，斯特莱福德和他的股东索内斯，从科尔交易中得到了40万英镑的收益！有多少布莱克本球迷能知道这桩交易的背景？

　　斯特莱福德对这桩交易自然是极力地辩解，他认为即便球迷知道交易的内幕，也不会太感兴趣。“我认为对布莱克本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安迪·科尔加盟后在20场比赛里打进了13个球，布莱克本不但保级成功，而且排名第十，在联赛杯决赛中正是科尔打进了惟一进球，布莱克本才进入了欧洲赛场。球迷会告诉你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在 BBC2台调查此事原委时，已经极大地激怒了斯特莱福德，他进一步表白了自己的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索内斯是我们公司股东之一，这是一件公开的事情，PROACTIVE有很多股东，你们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这桩转会，只是建立在布莱克本需要一个射手，而科尔能够射门得分，如此简单。每一个布莱克本球迷都会告诉你这一点，教练们也会告诉你这一点，购买科尔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调查并没有暗示斯特莱福德和索内斯的交易有什么黑幕，斯特莱福德如此激烈的回应，反而让人产生了怀疑。索内斯是一个合法的大股东，只是绝大部分球迷根本不知道他和PROACTIVE 的关系，在英国工商管理部门的档案里，即便对公众公开，你也得很费一番功夫才能查到索内斯的持股记录。

　　教练持有经纪公司股份，球迷难道一点都不关心？全英球迷协会主席克拉克博士完全不赞同斯特莱福德的观点。“球迷对俱乐部的经营情况非常感兴趣，绝大部分球迷对俱乐部的热爱是真挚的，不含任何杂念的，他们一辈子都支持同一个俱乐部，甚至祖祖辈辈都是支持同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怎么可能不对俱乐部的内部动向感兴趣？他们只希望所有的交易是以球迷利益、以俱乐部利益为最高利益操作的，而不是变成了某些人牟取私利的途径。”

　　在 2002-2003赛季的揭幕战上，布莱克本迎战彼得·雷德执教的桑德兰，这是两个PROACTIVE股东之间的战争，而此时公司股票单价已经跌倒了 7.5便士。正如斯特莱福德指出的，索内斯最初投入的10万英镑如今在股市上只价值3万英镑，索内斯不可能从投资该公司股票上赚到了任何钱。可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证明索内斯和PROACTIVE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就是亏损的，因为索内斯和其他主教练们投资这个经纪公司，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索内斯本人完全在回避这个PROACTIVE话题，布莱克本俱乐部拿出的官方回答是：“索内斯在这家公司持有一定股份，当时我们清楚在购买安迪·科尔的交易中不存在任何程度的利益冲突。”

　　另一个PROACTIVE的客户，也被另一个持有该公司股份的主教练购买，此人正是 PROACTIVE大堂里有着腊像的施梅切尔。2002-2003赛季开始前，曼城主教练基冈签下了和阿斯顿维拉俱乐部解约的施梅切尔，基冈在该公司持有 20万股股份。斯特莱福德的回答同样是气冲冲的：“如果球迷对主教练引进的人才不满意，他们才可能产生其他想法。施梅切尔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一流门将，他在职业足球界赢得了一切，国际足联和欧足联都知道这是什么样水平的门将。所以曼城队作为升班马购买这样级别的门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里面没有半点不可告人的内幕。”

　　斯特莱福德不能容忍人们对他的怀疑，于是他接着说：“施梅切尔已经是自由球员，所以曼城和他签约时，不用支付一便士的转会费，所以这里头没有什么金钱纠葛。”斯特莱福德没有解释，施梅切尔加盟曼城后，周薪有3万英镑，而作为他的经纪人，斯特莱福德能从施梅切尔的工资里拿走 5%，这就是PROACTIVE的盈利。倘若基冈不和施梅切尔签约，施梅切尔自然不会就此失业，可巧合的是，跟施梅切尔签约的人正好是PROACTIVE 的股东。这是又一桩“公司内部交易”。

　　斯特莱福德的强烈反应还没有完，他仍在喋喋不休地说明PROACTIVE的内部构造：“施梅切尔和公司另外262个签约球员一样，我们为他提供的合同签署服务，和对其他球员提供的服务是一致的。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俱乐部购买球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球员在球场上的能力和表现，除非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否则他们也会失业。”

　　许多同行经纪人都知道PROACTIVE的操作模式，只是谁都不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2002年秋天，因为施梅切尔的转会问题，丹麦足协意识到了潜在的“利益冲突”，知会了英格兰足总，结果英格兰足总拒绝调查此事，后来丹麦足协将问题转交给欧足联，在欧足联压力下，英格兰足总才勉强表态。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英格兰足总表示道：“在该公司运行过程中，持股者和公司方的操作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我们对所有足球经纪公司都提出了要求，他们必须增加所有业务操作的透明度，任何利益冲突都是不能容许的。操作的透明度是维持行业纪律的关键，这将被俱乐部、俱乐部主席和股东们监督……我们将遵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相关条例，继续坚持以上观点。”

　　英足总的陈述，从一开始就显示他们对斯特莱福德的维护，这又一次证明了英格兰足球圈子的排外性：任何矛盾，都只能在圈子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尤其是受到外来压力时，他们首先要维护自己的面子。

　　可是足总没想到，这份书面声明也会惹怒很多人，因为文中提到对“透明度”进行监督的，是俱乐部、主席和股东们，全英球迷协会主席克拉克博士就非常不满：“我对这份声明感到震惊！难道球迷就不应该监督一些转会操作，球迷就不能知晓内情吗？我认为球迷对这些操作是最有权力知道的，我们老是说球迷是俱乐部感情上的股东，我认为足总只理会那些经济利益上的股东，这是对球迷的一种侮辱！”

　　球迷作为受众，对职业足球这个产品的感情，是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正因为球迷对自己支持的俱乐部投入了极大的感情，因此俱乐部出现含有利益冲突的非法操作时，球迷首先在感情上就无法接受。其他行业里也存在着类似的利益冲突，可是实际操作中不会像职业足球这样引发社会公众的注意。职业足球之所以能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球迷的热情，这种俱乐部和球迷的关系，让各种足球商业机会出现，如果俱乐部或者主教练们在一些商业操作中为了私利铤而走险，球迷是受伤害最大、反应最激烈的团体。

　　在九十年代末期，英足总已经逐步意识到了圈子里的违法行为，担心英格兰足球会被赌博集团和一些行贿受贿行为所败坏，于是聘请前伦敦大都会警察总署的副督察约翰·史密斯爵士担任足总特别调查员，这几年，史密斯爵士一直冷静地观察着英格兰足球的各种内幕。

　　谈到斯特莱福德争议时，史密斯爵士说道：“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一个教练在一个足球经纪公司拥有股份，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职业足球的游戏规则必须更加透明，我们才不会时刻被各种丑闻和猜疑包围，我认为英格兰足球如果不首先确立起监督、透明和查核体制，很多矛盾都无法解决。许多其他行业都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体制，才能取信于人。职业足球还需要发展得更加受欢迎，那么它就得让人们看到内部的操作规范。如果有人为了自身利益，牺牲了俱乐部和球迷的利益，这些人是应该被踢出足球圈的，不管他们名声多大。”

　　倘若足球仍然是由圈子里的人来操控，透明度和公信度将只是谎言。近两个世纪的足球发展，让英格兰足球圈子十分封闭保守，保守秘密似乎是圈子中人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这种体制之下，透明度完全不可能达到更高水准。

　　绝大部分英超俱乐部的转会交易，都是在交易已完成之后才通告社会各界的，绝大部分人只能从一点零星的报道里去窥探其中的奥妙。这种缺乏透明度、信息公开不够的现状，也催生了一些新矛盾，即便是对一桩交易的回顾中，人们也无法知道有哪些人参与了这桩交易，交易的利润是如何分配的。怀疑和猜测，将斯特莱福德式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斯特莱福德本人对这种透明度是强烈排斥的。他不敢反驳这个行业需要更大透明度，只是落实到自己的具体交易时，他认为如果公开过多信息，他就将失去大部分商业机会。“你以为我们是怎样得到发展机会的？”这个经纪人恶狠狠地说道，“到《太阳报》上去打广告？不，不，我们靠的就是人际关系。我能给阿历克斯·弗格森直接通电话，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假如我要把劳尔转给曼联，合同还没有签，我就把相关内容都告诉足总或者媒体，这桩交易还能成吗？肯定有人会要抬价或者压价。我们必须保守商业机密。”

　　用商业机密来抵挡透明度，是一个十分到位的理由，因此史密斯爵士要求英格兰足总成立一个转会调查委员会，将所有英格兰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转会交易存档，所有俱乐部和球员的交易都要通过英足总的审核，然而英足总对这个1999年的建议至今毫无举措。前足总首席执行官克罗泽尔认为这个提议“意义很好”，可是操作起来难度太大，而且有“对俱乐部经营进行行政性干预的嫌疑”。

　　在这个世界足球转会市场上最大的买方市场上，没有哪桩转会交易是在足总严密监督下进行的，各种转会交易的内幕丑闻不断曝光，英国媒体也对这种相关事例高度关注，极尽能事地制造和传播各种消息，球迷对俱乐部许多交易越来越不满，然而到头来斯特莱福德式的经纪人越来越多。

　　在2002年6月的上海国际足球博览会上，有心人会发现斯特莱福德的身影，他当时来到了中国，陪同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博比·罗布森爵士——这也是他公司的股东，纽卡斯尔联队俱乐部主席弗莱迪·谢泼德——同样是他公司的股东。

　　斯特莱福德这次中国之行，是协助纽卡斯尔联队和大连实德俱乐部建立起友好俱乐部的关系，一起在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和香港开辟足球市场。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国足球、英格兰足球都有着十足的好处，只是双方协议签署之后，一年多来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操作。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到斯特莱福德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个倒卖球员的经纪人，他和各俱乐部的关系已经相当深入，连纽卡斯尔联队这种海外开疆拓土的行动，都要把斯特莱福德加上。更令人玩味的是，斯特莱福德中国之行的助手，就是弗莱迪·谢泼德主席的儿子肯尼·谢泼德，小谢泼德是PROACTIVE公司的正式雇员。据一位英国足球圈内人透露，操作纽卡斯尔和大连联姻一事成功后，小谢泼德从中赚了75，000 英镑，这笔钱是谁出的，谁也不知道，英格兰足球还没有这么高的透明度，中国足球更没有。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如果你手下的雇员，其父就是某个俱乐部的主席，那要和这个俱乐部打交道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或许英国人对“走后门”的说法，理解能力没有中国人这么强，可英国人曾经控制这个世界超过两百年，此刻国际社会上的许多法规、贸易规范甚至行为规范，都有着深重的英国烙印，中国人古老相传的人际关系游戏，狡猾的英国人玩起来不会比我们差。

斯特莱福德的庞大触角就是这样蔓延着，在欧洲大陆的8个国家，他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商务代表，在南美、亚洲和非洲，他也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先拉拢人际关系，甚至让对方成为自己公司的股东，大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后，还有什么不好做的生意？要赚多少钱，也许只需要双方喝杯小酒猜猜拳就行了。

　　从他开始推销吸尘器开始，斯特莱福德就有着出人头地的愿望，他能以一个地下室为基础，在16年前开立足球经纪公司，并且最终做成上市企业，其个人努力让人敬佩。不过好运并不会永远伴随他，他这种将交易对手揽入自己阵营的做法，也会有玩不下去的一天。

　　2003年5月8日清晨，斯特莱福德正准备离家前往公司，忽然听到车库里一声枪响，惊慌失措之后，发现车库大门上有个枪眼。两天后他收到一份恐怖信，要求他“离鲁尼远点”。斯特莱福德正是利用他跟埃弗顿高层的关系，得到了成为天才少年鲁尼经纪人的机会。2002年9月，斯特莱福德正式和鲁尼签约，10月就代表鲁尼和埃弗顿谈判这个少年的第一份职业合同，结果因为斯特莱福德的讨价还价，主教练莫耶斯两次终止谈判，鲁尼和埃弗顿拖延了两个月才签约，当时引起了埃弗顿球迷的极大的不安。最后斯特莱福德为鲁尼争取到了4 年平均周薪2万英镑的合同，从鲁尼未来400万英镑的薪水收入中?斯特拉福德不需要任何其他劳动，就能轻松获取至少20万英镑的收入。鲁尼的其他广告收入，斯特莱福德的收入分成比例还将更高。

　　威胁斯特莱福德的，据说是伦敦的黑社会，因为鲁尼已经成为了一块“肥肉”，斯特莱福德利用埃弗顿首席执行官唐福德曾经是PROACTIVE股东的关系，得到了这棵摇钱树，眼红的人有些看不下去。一出黑吃黑的好戏正在上演。

　　在伦敦股市上，PROACTIVE并没有像斯特拉福德想象中那样成为最好的“体育经纪上市公司”，股价一跌再跌，和足球俱乐部一样成为了垃圾股。各种关于 PROACTIVE违规操作的报道纷纷出现，媒体和舆论的攻击，加上这次黑社会威胁，让斯特莱福德有不堪重负之感，即便那些主教练们还没有从他的公司撤股，不过从圈内人的眼光看，这些主教练们也是骑虎难下：既对自己和斯特莱福德关系被曝光感到尴尬不已，恨不得像雷德那样早点抽身而走，又因为 PROACTIVE的股票缩水太大，现在兑现股票，经济损失不小，而无法说放手就放手。

　　斯特莱福德本来做了一个很精巧的套，将这些交易对手一个一个套了进来，他没有想到职业足球在经历了泡沫经济之后，会这样迅速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更没有想到媒体和公众会这样迅疾地抓住他的弱点。

　　2003年7月，斯特莱福德宣布将放弃对PROACTIVE的控股权，从出售和转让该公司股票的步骤中，逐渐淡出这个一度是“全世界最佳足球经纪公司”。他将怎样离去，至今仍没有结论，他离去之后，这些被他套在套子里的主教练们会怎样脱身，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14)：老板的圆桌会议

　　每隔3个月，在伦敦海德公园旁边的兰德马克酒店，会有20 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出现。他们会按照习惯的秩序走上8楼的一间会议室，在里面呆上3个小时，然后再一个个离去。

　　这就是英超20个俱乐部的老板或俱乐部主席联席会议。每年这20个绅士当中都会更换三人——总会有3个俱乐部降级的，但构成出席的人员大体上不会变。组织这个会议的人是英超联赛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斯卡德莫尔，他在1999年10月上任，每年能从这个职位上得到653，495英镑的报酬。圆桌会议偶尔也会请来英格兰足总的主席或者首席执行官，不过他们在这个会议上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即便斯卡德莫尔，大部分时间也只是个看客，心不在焉地看着这些老板们背后藏着的那把匕首。

　　为了显示英超内部的公平公正，坐席序号按照俱乐部名称的字母排列。不过在这个圆桌会议上，民主还比不上一个烟灰缸。有5个人在这张桌子上是最活跃的：利物浦主席里克·巴里，他曾经是英超联赛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曼联首席执行官彼得·坎尼恩，自从爱德华兹退居幕后，这个营销专家成了曼联的公众代表；阿森纳副主席大卫·戴恩，一个职业足球市场化的先行者，他让“枪手”再度成为了足球巨人；切尔西老板肯·贝茨，一个雄心勃勃、语言粗痞的野心家；第5个人曾经是利兹联主席彼得·里兹代尔，不过他已经在2003年4月灰溜溜地离职，伦敦经济教授麦肯齐坐在里兹代尔坐过的位置上。

　　这是英超过去3年的“五巨头”，至今仍然是英超最活跃的5个俱乐部。纽卡斯尔联队成绩不俗，可老板霍尔和主席谢泼德都只是两个北英格兰土著，在伦敦他们说不上话。英超的经营和利益，往往操控在这“五巨头”手中，他们彼此激烈厮杀，同时又绞尽脑汁想从另外15个俱乐部中榨取更大利益。由于过去5年，这“五巨头”是联赛锦标最有力的竞争者，“五巨头”的开支也让他们的15个同伴相形见绌，“五巨头”的一举一动，都是各种小报争相追逐的目标。

　　里兹代尔身为控股主席，每年还能从利兹联得到65万英镑年薪，坎尼恩的收入是56万英镑，戴恩50万英镑，巴里45万英镑。没有人知道贝茨每年能从切尔西得到多少钱，不过他一夜之间把巨大的切尔西村转卖给俄国人阿布拉莫维奇，要按年平均收入算的话，其他4个人都没法和他比。

　　“五巨头”始终是英超焦点所在，他们的名望早就超越了各自俱乐部所涵盖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他们自身财富能带来的影响力。这就是职业足球的魅力所在，一旦你能成为一个英超俱乐部的老板，整个足球世界都会用它独特的方式来注视你，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阿布拉莫维奇在斯坦福桥的疯狂行为，就是为了赢得这种注意。

　　这5个人把持着英超游戏规则，他们每次开会都在讨论如何赚到更多钱、如何制造出更具轰动效应的球星，同时他们也对自己的名声和财富极其敏感，只要能从相互攻中牟取好处，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把匕首从背后拔出来，狠狠地插到对手心脏上。

　　只要贝茨还没有彻底离开切尔西，没放弃他仍然拥有的切尔西主席头衔，他和戴恩的战争就不会完。

　　贝茨留着一圈白胡子，他将切尔西从默默无闻中带了出来，巨大的切尔西村一度是英格兰足总向所有职业俱乐部推荐的经营蓝本。贝茨相信他的俱乐部能永远不朽，尽管同桌的人没有谁相信他，尤其是他言辞的恶毒，他行为的蛮横，让他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尽管贝茨经常能想出一些新点子，也能得到人们的赞扬，但这头“秃鹫”的本性大家都清楚。

　　有一次在圆桌会议上，坎尼恩在极力鼓吹他的“欧洲超级联赛”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曼联这种顶级豪门赢得最大的经营利益，贝茨直接了当地对坎尼恩说：“嘿，彼得，你为什么不洒泡尿照照自己，然后给我滚出去！”贝茨的攻击赢得了中小俱乐部的认同，可戴恩知道，贝茨反对“欧洲超级联赛”的真实原因在于切尔西没有足够的实力和顶级豪门玩这个“超级联赛”。

　　戴恩和贝茨的争斗，一直是圆桌会议的特色，也是让旁观者不断发笑的引子。不论戴恩说什么，贝茨必将进行驳斥和讥嘲，贝茨有一次走出兰德马克酒店时，指着走在前面的戴恩对《每日镜报》的狗仔队说：“这就是那个影响力太大的恶棍！”

　　和贝茨相比，戴恩能得到更多尊重，当然也会招来很多疑心。在这个老板圆桌会上，即便戴恩不是阿森纳真正的控股老板，他的儒雅言辞，和他的雄心和直白，都是十分另类的。他对阿森纳的热爱，不亚于他的个人野心，没有人怀疑戴恩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成为英格兰足总主席。

　　戴恩可能是这张圆桌上工作最努力的人，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个人财力不足，他才努力在足球经营上下功夫，也有人认为戴恩和阿森纳其他股东关系紧张，逼迫他在其他的领域创造成绩。有两次贝茨成功地在圆桌会议上击倒了戴恩：第一次是贝茨刚坐上圆桌时，那是在1991年，英超还处于孕育期，戴恩想让英超联赛委员会接受独立电视台的电视转播合同，而不是开价更高的天空电视台转播合同，当时戴恩已经和曼联、利物浦和埃弗顿形成同盟，可是贝茨联合前热刺老板阿兰·舒格，说服英超联赛委员会接受了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第二次是在1997年，戴恩秘密地和政府代表谈判，想让阿森纳俱乐部买下即将翻修的温布利大球场作为新主场，可是其他的阿森纳股东把消息泄漏给了贝茨，贝茨在圆桌会议上怒斥戴恩，英格兰足总当然也不能容忍戴恩这种行为，温布利的改建重归足总，贝茨成了第一任改建工程的管理者。

　　戴恩也不是好惹的主。贝茨想通过打倒伦敦最大俱乐部的方式，来建立起切尔西的威望，戴恩也用他的方式进行还击。他查出了贝茨在球员交易中支付非法费用的事实，1995年贝茨被处以10万英镑的罚款，更被英格兰媒体轰炸得焦头烂额。两个人的仇恨永远无法消除，但他们未必是永远的敌人。

　　只要贝茨和戴恩之间发生争斗，心情最好的人就是里兹代尔。他从1997年开始担任利兹联主席，起初十分低调，努力去获得所有人的好感，尤其是狂躁的埃兰路球迷。然而里兹代尔的这些外交手腕并没有什么实效。2001年8月赛季开始时，切尔西做客利兹联，主力前锋是被里兹代尔卖掉的荷兰人哈塞尔巴因克。里兹代尔赛前走上球场，想要和哈塞尔巴因克握手示好，想给球迷们留下个好印象，没想到荷兰人一点面子都不给：“你他妈的给我滚开，骗子！”

　　里兹代尔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因此他会借贷6000万英镑的风险投资基金来购买球员，可是俱乐部的经济压力，以及球员层出不穷的场外丑闻，让里兹代尔的日子过得一直不轻松，他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自高自大的话被《太阳报》捅出来后，更让他成为了圆桌会议上的一个笑柄：在2000年，醉酒的里兹代尔说道：“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参加英格兰足总主席的竞选，还是参加下议院的竞选。”——这绝不是一个真正低调的人。

　　里兹代尔支持贝茨，尤其是贝茨所鼓吹的英格兰足总主导温布利大球场改造计划，这让他也得到了英格兰足总的信任。英格兰足总本是英格兰足球事业的惟一管理机构，但是自从英超出现后，英足总对20个顶级俱乐部丧失了控制力，尽管如此，英足总主席这个位子仍然是野心家们所向往的。

　　不论彼此仇恨多深，在公众面前，贝茨、戴恩和里兹代尔总要摆出一副诚挚合作的样子，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职业足球事务在职业足球圈内解决，不容外人插手。在九十年代各种职业足球丑闻频频爆光之时，例如格罗贝拉丑闻、维纳布尔斯丑闻、克劳福收受转会回扣丑闻和雷德克纳普收受转会回扣德丑闻，社会公众对职业足球圈子的黑幕越来越敏感，要求“清除足球黑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连新上任的工党政府也将“重新管理足球”作为拉选票的口号之一。但贝茨、戴恩和里兹代尔知道，这个圈子是不能让外人进入的，否则他们的利益体系将彻底崩溃。

　　他们知道利物浦主席里克·巴里是一个可以争取的盟友。巴里担任过英超联赛委员会主席，对于圈子内的相互攻击和相互合作十分清楚。尽管他的劣迹不多，也不是十分活跃，但巴里也倾向于维护这个古老圈子的稳定性。惟一让大家都讨厌的，是曼联这两年冒出来的首席执行官坎尼恩。爱德华兹退居幕后，坎尼恩成了在各种场合代表“曼联上市公司”利益的人，他在英格兰职业足球圈子里混的时间还不够长，处处都显露着他职业经理人的特色。贝茨经常会对着他轻蔑一哼：“朋友，你还不懂我们的游戏规则。”

　　坎尼恩参加圆桌会议的时间只有2年，每次开会他都觉得不太舒服，不仅因为其他“五巨头”成员的鄙视，更因为坐在圆桌对面道格·艾利斯那张老脸。坎尼恩开会时一走神就会想，艾利斯这种老古董配得上这个圆桌会议吗？

　　阿斯顿维拉的老板坐在戴恩和贝茨之间，这个八旬老者绝不适合英超的活力形象。“我是一个失望的球迷，最终不得不买下自己钟爱的俱乐部。”艾利斯曾经这样叙述他成为阿斯顿维拉老板的原因。“致命”(DEADLY)这个外号的出现，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阿斯顿维拉主教练在艾利斯手下执教时间超过三年的。对主教练来说，艾利斯是个冷血无情的杀手。

　　维拉也是一个古老的俱乐部，1874年成立，那时候当地工人为了在冬天保持身体温度，选择了足球热身。维拉也曾经是英国足球一霸，还取得过欧洲冠军杯，但是在艾利斯治下二十余年，衰气日重。

　　艾利斯本身是一个巨富，他涉足的行业达到19个，包括酒店、假日旅游、电讯、酒精饮料、建筑和地产评估等。他是一个很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的人，总爱坐着一辆火红的劳斯莱斯到维拉公园看球，车牌号码是AV1，AV就是阿斯顿维拉的缩写(ASTON VILLA)，每次还要把车停在球场主入口前，叫4个保安照看着，盛气凌人。每个主场比赛日，都能看见艾利斯坐在主席包厢里，他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对面看台上巨大的“道格·艾利斯看台”(THE DOUG ELLIS STAND)的字样，这是他自己为对面看台命名的，不过和别人解释时，“致命”艾利斯总要说：“他们坚持要用上我的名字。”似乎其他小董事对他的尊崇使他不得不接受这个荣誉。然而这么多年来，艾利斯的商业管理信条和贝茨一样：“最好的董事会就是一个人的董事会。”

　　主场比赛日里最让艾利斯伤心的，就是他会看到替补席上几个慵懒的球员，或站或靠，每个球员的周薪都在2万英镑以上。“我的上帝啊！”艾利斯心里说道，想起来转入这几个替补，土耳其人阿尔帕伊、哥伦比亚人安赫尔时，花了他2000万英镑，俱乐部在2002年出现重大税前亏损。1998年，阿斯顿维拉还盈利2200万英镑，如今只有一连串的赤字在折磨着这个患有前列腺癌的老人。在艾利斯眼中，那些想依靠职业足球赚钱的人纯粹是傻瓜。“很多人都喜欢这样估算，”他说道，“一个主场比赛能吸引42000名观众，那么门票收入就会达到54万英镑，一个赛季下来，门票也能赚到上千万英镑，这些人都在做梦。要想维持这种局面，你的球队必须场场获胜。英超是个无底洞。”

　　因此艾利斯说他的原则是“还不了的钱一定不能借”，他可以自己享受豪华的生活，但阿斯顿维拉的经营预算总是十分紧张，因此这支球队也老是半死不活的，和任何奖杯无缘，被伯明翰的球迷咒骂。“我才不管这些球迷的想法呢，”老头振振有辞，“他们只是我的顾客而已，我的首要任务是对所有股东负责。”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股东。艾利斯在1982年用42万英镑买下了阿斯顿维拉47%的股份，然后在俱乐部1997年上市后仍保留了33%的股份。即便到2002年足球俱乐部股票大跳水时，艾利斯持有的阿斯顿维拉股票仍价值870万英镑。

　　艾利斯特别讨厌圆桌上坐在他左侧的贝茨。“他太自大了，以为自己是永恒的，他的自恋让他忘乎所以。”其实两个人有过一段交往密切的时候，只是贝茨的粗鲁触怒了艾利斯。 1995年，艾利斯邀请贝茨到他的游轮上去漫游地中海，结果第一天晚上贝茨就当着艾利斯的面，说这船上的厨子太糟糕。

　　此后贝茨当然也不会喜欢艾利斯。“这个老鬼，”贝茨说起他眼睛都不抬，“他不能给联赛的未来带来任何东西，他身边没有一个懂行的人，这个大俱乐部被他弄成了一潭死水。”

　　里克·巴里对所有这些明争暗斗比现在的英超联赛委员会主席斯卡德莫尔还要熟悉，从他在1991年入主这个委员会第一天开始，他就明白自己在跟一些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巴里是一个统计师，知道电视转播收入给英国足球带来的种种变化，知道金钱是怎样让其他19个老板变得更加狰狞可怕的。贪婪、自大和彼此敌视，让这个圆桌会议室变得乌烟瘴气。

　　在他离开英超联赛委员会时，巴里和友人谈起过这间屋子，“恶梦一样的可怕，”他说道，“他们在不断地刺伤彼此，没有任何友谊和感情存在。有人甚至会搜集一大堆报纸剪纸拿给我，以此证明其他人的劣迹。一切都太黑暗了。”

　　圆桌会议的黑暗，源起于1988年的英甲电视转播谈判，戴恩在那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不断拉拢盟友，挫败了天空电视台对英甲电视转播权的争取，将这一转播权转售给独立电视台。此后的电视转播权谈判成为了圆桌会议上的战争，独立电视台和天空电视台两大电视体系，利用各自的代表，在圆桌会议上斗来斗去，双方的矛盾不仅体现在电视转播上，任何一方提出的任何非电视提议，都会被反对派猛烈攻击。“我根本无法得到任何一个超过三分之二人同意的提议。”痛苦的巴里回忆道。

　　有一次的争斗主题是英超是否接受卡林啤酒对联赛的冠名，由于议案是天空电视台派提出来的，戴恩等7个独立电视台派的人用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反对这个冠名。突然间，来自纽卡斯尔的农民谢泼德跳了起来，“够了，”他鼓着红眼睛咆哮道，过去2个小时双方争辩过程中，他在不断地喝酒，“我他妈的受够了，这简直就是个屠宰场，老子不陪你们玩了。”说完甩门而去。主席巴里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看见其他12个老板也闷闷地尾随谢泼德鱼贯而出。巴里这才回头看看戴恩、贝茨等剩下的7个老板，然后百无聊赖地说道：“我要宣布会议结束了，因为我们连投票的最低人数都没有达到。”

　　巴里担任主席时的任务，和现在斯卡德莫尔是一样的，就是扮演一个和平使者，让多方关系达到平衡。天空电视台对英超的投入，从本质上改变了一切，大家都意识到在关键时刻只有团结才能赚到更多钱。此后巴里用了一个月时间，走访了8家英超俱乐部，卡林啤酒的冠名权终于通过，但巴里已经无法忍受这个主席职务带来的压力。

　　圆桌上坐着的人，虽然没有真正英国上流社会的显贵，但在各自俱乐部的所在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可是除了“五巨头”和艾利斯这种老牌人物之外，敢随便开口说话的人不多，不是因为自己的俱乐部实力不够，就是自己在这个圈子里混迹时间不长，根本没有资历说话。

　　那些一直安静的人，包括纽卡斯尔联队、埃弗顿、西汉姆联、谢菲尔德星期三和热刺。

　　纽卡斯尔主席谢泼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他的纽卡斯尔口音经常被贝茨取笑，还不大敢还口；比尔·肯赖特是埃弗顿的主宰者，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到了伦敦这张圆桌旁，即便埃弗顿是英超出现之前的英格兰足球 “五巨头”之一，肯赖特也没有话语权；他为董事和球员支付了太多愚蠢的薪金，埃弗顿每个赛季的目标就是保级，利物浦成绩再差，也不会被这个同城兄弟压倒；特里·布朗是西汉姆联的老主席了，在圆桌上他有说话的资历，但他不愿意开口，因为他很讨厌这种没完没了的闹剧，2003年夏天西汉姆联降级后，布朗算是从这张痛苦的圆桌彻底摆脱出来了。谢菲尔德星期三从英超消失比西汉姆联要早得多，不过他们的主席大卫·里查兹是少有的几个能在圆桌上得到大部分人尊敬的人，原因是谢菲尔德星期三实力太弱，对任何俱乐部都构不成威胁，同时里查兹手中根本没有俱乐部股份，私心也没有其他同行那么重。

　　坐上这张圆桌，却是英格兰其他72个职业足球俱乐部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一些商人和暴发户的奋斗方向。丹尼尔·利维就是一个为挤进这张圆桌用尽心力的人。这是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作为英格兰投资公司(ENIC　的代表，利维当上了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主席，从另一个犹太人阿兰·舒格手中接收了热刺的控股权，他坐在桌边就像个受惊的小孩，始终没能感觉到自己也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剩下的一些老板们，连保持沉默的地位都没有，得时不时忍受“巨头”们的轰炸。利维座位不远处，坐着另一个犹太人，南安普顿主席鲁珀特·劳伊。劳伊是一个十分低调务实的主席，他承认“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杀戮场，也是一个黑箱操作和桌底交易的中心”，但是劳伊也不允许足球圈子之外的人对英超进行深度调查，“我们得尊重历史传统。”劳伊说。所以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聆听巨头们的对话，脑子里始终在想如何利用这些巨头的争斗为南安普顿谋求最大利益。

　　劳伊是贝茨和前热刺老板、犹太同胞舒格的蹂躏对象，他们对这个临近伦敦的小俱乐部很看不起，迫不得已；劳伊只能拉近跟戴恩的距离，因此南安普顿和阿森纳之间有了一种神秘的同盟关系。

　　在劳伊对面，端坐着一个更不起眼的查尔顿老板，理查德·穆雷。过去10年，查尔顿在英超和英甲的天堂地狱间轮回，穆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入的巨额资金70%化成了水，即便如此，在这张圆桌上他仍然没有开口的权力，甚至连反驳的资格都没有。“职业足球就是个慈善事业，”穆雷苦笑着说，“除非你是曼联、阿森纳和利物浦的老板，否则别指望在这个市场上赚钱。”穆雷说他10年来连贯参加圆桌会议的就是过去3年，因为这3个赛季查尔顿都保级成功了，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看着“巨头”们为各自最大利益进行的勾心斗角。英超遵循平均分配电视转播收入的原则，可“巨头”们拿走的钱，比这些中小俱乐部仍然要大得多。

　　在公共场合，20个老板都会歌颂伟大的英格兰足球传统，对于职业足球近年来的变迁、经济对足球的冲击，表示出十足的忧虑。可是只要一坐上这张圆桌，他们的行为和暴发户没有区别，总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开辟新财源、将他们的球星包装成为又一个贝克汉姆式的摇钱树。大卫·戴恩之所以被许多同行猜忌，是因为他更直率地推行商业化足球经营模式。在1992年秋天的圆桌会议上，戴恩提出让所有英超球员的球衣上印上他们的名字，这样能更促进球衣的销售，舒格对他的讥嘲是： “球迷会看到一群贴着标签的大猩猩在跳舞。”然而当戴恩的提议成为职业足球新的赢利点时，舒格和贝茨都要夸耀，这个点子是他们最早提出的。

　　圆桌上没有感情，只有金钱。老板们在九十年代不断把俱乐部推上伦敦股市时，并没有考虑俱乐部成为公共公司的潜在问题，他们在享受那种上市融资后的数钱乐趣，谁知到2001年足球股票的大跳水，让许多俱乐部的股市价格远远低于其真实价值。他们在劝说银行和投资者时，也要极尽夸大之能事，反正只要圈到钱就行。于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圆桌会议的策划，职业足球被渲染为“成熟、稳定的赚钱机器”，当投资者发现投资完全无法收回时，职业足球才进入一个恐慌年代。

过去11年的英超圆桌会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挥金如土的疯狂时段。1992年英格兰俱乐部只有19个外援，到 1999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200人。在2001年夏天用来购买球员的1.5亿英镑中，有1.25亿英镑流到了海外市场。2002-2003赛季开始时，896名英超注册球员中有一半不是英国人，即便此时英国球员的平均工资要比外援低很多。主教练们到此时已经明白，没有哪个主教练是因为花钱太多而下台的，下台的原因就是成绩，所以大家都在不断说服老板多花钱去换成绩，即便大牌如弗格森者亦不能免俗。然而一旦这些问题被公众知晓时，职业足球界的回答却是：“我们的操作是干净的，我们没有罪。”然后通过种种缅怀过去的手法，来掩盖肮脏的现实。说谎已经成为了游戏规则的一个部分，谁敢出头揭穿谎言，谁就将被清理出局。

　　工党政府在九十年代末考虑过介入职业足球管理，结果连英格兰足总这一关都没能过。布莱尔指派过两名亲信来调查职业足球界的各种黑幕，调查报告还没写完，这两个人就被委派了新的职务，因为他们知道一份真实的报告将埋葬现有的职业足球体制。迫于外界压力，英格兰足总也在 1998年委派了一个有着经济调查背景的独立调查人，对英超和英甲俱乐部的一些问题操作进行调查，然而这个名叫迪恩的独立调查人不仅无法得到英超联赛委员会的支持，连在圆桌会议上旁听的资格没有。他走进任何一家英超俱乐部，都被当作一个敌人。独立调查人制度维持了4年，在2002年终止。迪恩说他掌握了一大批“令人震撼的材料”，可他的调查报告被英格兰足总封存，原因是英超联赛委员会指斥这份调查报告“严重失实”。

　　圈子还是这个圈子，即便换成了英超联赛委员会的头衔，圆桌上的内容也变成了争权夺利与合力赚钱，可这个圈子是不能容外人涉足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在圆桌上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圈子里有圈子自己的规则，法律也渗透不进来。

　　公平是亚瑟王开辟圆桌会议的原意，然而这张老板们的圆桌上没有公平，职业足球仍然在按照它自己的游戏规则运行着。

(15)：迷恋加扎

　　英国的足球运动员在英国人眼中通常被分成两类人：“英国人”和“欧洲人”。典型的“英国人”，就是斯图沃特·皮尔斯(前诺丁汉森林、英格兰国家队左后卫)、托尼·亚当斯(前阿森纳、英格兰国家队中卫)、保罗·因斯(前曼联、国际米兰、利物浦和英格兰国家队中场)这种类型，而贝克汉姆、麦克马拉曼、乔·科尔这种球员，则被归纳为“欧洲人”。在以往的英国足坛也是如此，杰克·查尔顿(六十年代曼联中卫、博比·查尔顿的弟弟、前爱尔兰国家队主教练)、埃里克·卡斯卡里诺(前利物浦射手)、布莱恩·罗布森(前曼联队队长、前英格兰国家队队长)绝对是“英国人”，而格伦·霍德尔、克里斯·沃德尔、哥顿·斯特拉坎是典型的“欧洲人”。

　　两种类型球员的分野，并不是以其国别和原籍来确定的，他们的足球风格，让英国球迷有着不同的感受。“英国人”秉承了现代足球起源时期的传统风格，坚强、硬朗、死板、宁直不弯；“欧洲人”则是将现代足球提升的主角，聪慧、狡猾、圆通、左右逢源。

　　和“英国人”类型的球员相比，“欧洲人”球员似乎受教育程度更高，他能和你讨论足球，至少能把技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他还能看书，偶尔在报纸上写一两篇妙文，或者面对着满屋子记者，说出一句类似于“……当一条拖网渔船启动时，愚蠢的海鸥在盲目地跟随着……”(坎通纳，1995年解禁后所言)的话，让众人不知所措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愚弄了；他通常会在英国成名，然后在外国联赛踢上一段时间，得到整个欧洲的承认，还能说上一两门外语，这种类型的人，先有霍德尔，后有麦克马拉曼，现有贝克汉姆。

　　而“英国人” 是离不开酒的。他们豪气干云，却缺乏教育，个个都是海量酒鬼。铁骨铮铮的布莱恩·罗布森可以轻松喝掉20瓶啤酒，然后精神抖擞地去训练，阿森纳的“老枪手”们训练的头一个小时，主教练乔治·格拉汉姆都会安排他们去跑圈——以这种方式让他们散掉身上宿夜的酒气，然后才能进行真正的训练。“英国人”在足球场上绝对服从教练指挥，他们有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有着坚如磐石的身体，不过有时他们显得脑子不好用，例如大卫·巴蒂会在冠军杯的赛场上和队友勒索打起架来 (1996年布莱克本参加欧洲冠军杯小组赛)……

　　但加斯科因是游离于这两种类型之外的。这个来自纽卡斯尔的小胖子是公认的英国足球历史上技术最“欧洲化”的球员，可只要身边没有一只足球，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一个在街头巷尾的酒吧里随便就能拖出一串来的英国人。

　　九十年代初，英国人说起欧洲大陆足球，心中总是充满了羡慕和自卑。用英国球迷的说法是：当一个球迷死后上天堂，他的魂魄便会飞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才能欣赏到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天才，每天都能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最优美的比赛。那里的天气也和天堂差不多，尤其是和英格兰比起来。

　　1992年 10月，罗马奥林匹克球场上演了一场拉齐奥和帕尔马的比赛，那是加斯科因离开托特纳姆热刺，加盟拉齐奥的意甲第一场比赛。赛前荷兰足球杂志《国际足球》上刊登了拉齐奥荷兰中场温特的一篇专访，主题就是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在这里不是一个人，他的弟弟，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保镖都在这里，看来只要加斯科因在这里踢球，他们就会陪伴着他，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公寓套间……上次客场比赛，晚上12点半了，我正准备睡觉，突然加斯科因敲门。我开门一看，加斯科因全身赤裸，却戴着副眼镜，‘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叫我。’他笑着对我说，这让我非常吃惊……后来听说他叫了个警察朋友上来，借了副手铐，把他最好的朋友铐在座椅上，但到了早上这一群人却打不开手铐，只能打电话报警，叫其他的警察来松手铐……他们四个人经常半夜开车兜风，前面让警车拉响警笛开道……他绝对是个疯子?”

　　这几个朋友不在身边时，拉齐奥队友都认为加斯科因是个“正常的人”，可一旦有了朋友相伴，他就开始“发疯”了。

　　奥林匹克球场是墨索里尼修的，球场里总是充满着一种疯狂的气氛，能在这种球场里冷静地发挥，只有天才才能做到。加斯科因就是这样的天才。当他在主场第一次登场亮相，对手都知道这个英国人的厉害。加斯科因中场带球，看见德国队友托马斯·多尔沿右路疾进，于是准备传球，可帕尔马的左后卫防守非常严密，中卫也过来封堵加斯科因的传球路线，然而加斯科因轻巧地把球搓起来，球穿过两个后卫之间狭小的缝隙，舒服地落在多尔身前1米处。整个球场在为加斯科因欢呼。这场比赛拉齐奥5比2大胜。

　　刚认识加斯科因的意大利人，马上喜爱上了这个英国佬，认为他是个性格外向、很可爱的人。此前几个在意甲失败的英国球员，像鲁瑟·布里塞特和伊恩·拉什，总被认为是性格内向使然，他们古板傲慢，不和队友主动打交道，也不主动学习意大利语。加斯科因的确是个外向的人，但他和两位前辈一样，半句意大利语不会说。在当时的拉齐奥队里，能说英文的球员也不多，意大利人里只有菲奥里能说几句，也只有他和加斯科因关系稍好。有着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荷兰人温特也能说英文，可他不喜欢加斯科因。

　　意大利的足球俱乐部对球员公众形象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而加斯科因在公众场合永远是一个小丑，只是意大利报纸相对英国小报来说，“狗仔”的风格还不够强，因此更多加扎在意大利的笑话没能被英国小报利用为扩大销量的工具。《罗马体育报》曾经拍到一张图片，背景是拉齐奥队更衣室，赤裸的加斯科因伸手抓住一个队友的私处，把那话儿对着镜头晃来晃去，不过《罗马体育报》没敢发表这张图片。

　　拉齐奥球迷中有不少法西斯分子，英国还有人担心他们的国宝会否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攻击，意大利媒体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意大利人对加斯科因是宽容的。他们从没见到过一个英国人能像荷兰人、意大利人那样在球场上纵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足球灵感。同时这个英国人走下球场后，不会像莱因克尔那样维持着自己的绅士形象，仍然是随心所欲地去享受他的生活，即便趣味有些低级、性格有些乖张，可他的纯真让人感觉可以亲近。媒体无时不刻不在包装他炒作他，可加扎永远是加扎，而不是那个被欧洲足球文化震惊得迷失了自我的霍德尔。他的本色不会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消退，他仍然是那个原汁原味的英国人。

　　每年英国知名杂志《PRIVATE EYES》都要列出当年“上镜率最高人士”，就是过去12个月最受公众关注的人，1990年这个人就是保罗·加斯科因。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胖小丑1990年夏天在意大利的眼泪？在意大利之夏往后，连加斯科因的妈妈都开始叫他“加扎”(Gazza)了，尽管妈妈以前从来没给淘气儿子取过这么个别扭的昵称。当时谁也不去问加斯科因妈妈为什么对儿子的昵称变了，因为每个提问的记者都得交出300英镑，妈妈才会开口说话。

　　从夏天到秋天，1990年短短的两个月，英国出现了3本加斯科因的传记，每份报纸、每期杂志上都能看见他那张胖脸。即便他玩票娱乐圈去唱的那首单曲，都上了BBC的“TOP OF POPS”排行榜，居然也成了流行歌曲！虽然大家都承认这是空前绝后最烂的流行歌曲。加斯科因有一次开着敞篷车，戴着一对假乳房在伦敦北部小城卢顿招摇过市的笑话，竟然成了1990年《卫报》评选的“最佳喜剧”。要知道，《卫报》可是一份面对中产阶级和白领的严肃报纸，即便开玩笑，他们也自我标榜要开“有品味”的玩笑。

　　英国小报对加斯科因的热爱或者利用，也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太阳报》1990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加斯科因家庭相册，把他的成长经历一一展示给公众，从那个又小又肥又丑的红发小孩，长成这个又大又肥又丑的红发雀斑巨星。

　　时光的流转，至今只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加斯科因故事。最近看新闻，才知道加斯科因可能到卡塔尔去踢球。在英国和英国人谈起加斯科因，每个人脸上都会泛起古怪的笑容，感情细腻、受过教育的伦敦人，笑容里似乎会渗出眼泪来，豪爽的北方人，笑容里也抹不去那丝难言的凄恻。

　　2002年的秋天，我和一个英国大牌经纪人在伦敦一间意大利餐馆聊天，席间谈起加斯科因时，不由得说了一句：“为什么你不把他弄到中国去，他反正失业了，在中国他还会是个球星。”没想到这个英国经纪人情绪十分激动地回答道：“胡扯！加扎完了，他完了……我不相信哪个英国人愿意看到他这样的堕落……”

　　我能理解这个英国人的情绪。加斯科因仍然是他心目中一个英雄，一个残缺的英雄。对于加扎的消亡，他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楚。足球经纪人都在追逐商业利润，这是行业决定的，可这个经纪人在面对加扎时，感情影响了他的商业判断，他不想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和自己心目中永远不可替代的加扎联系起来。

　　这次闲聊过后没有多久，加斯科因果然来到了中国，又平添了一段混乱不堪的回忆，而操作这桩转会的，果然不是一个英国经纪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英雄，可是为什么英国人如此迷恋加斯科因？为什么GAZZAMANIA?加扎疯狂　能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就算贝克汉姆，也不能在传媒界促生BECKHAMMANIA这个单词。

　　迷恋加斯科因，从1990年世界杯半决赛开始，英格兰对德国，地点是意大利的都灵。比赛即将结束时，加斯科因很不必要地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由于此前比赛中他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那么英格兰随后可能参加的决赛或者三四名决赛，他都将被停赛。

　　加斯科因哭了。

　　电视镜头完美无缺地捕捉到了这个镜头，加斯科因哭了！不知道有多少英国人的眼泪，随着加扎(不，这一刻，人们还是叫他加斯科因)的泪水滑落，洒在那美丽的意大利赛场上。加扎的眼泪是如此动人，以致于以深度纪录片闻名的英国电视四频道后来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片，分析各种成年男性男人当众哭泣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毫无疑问，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眼泪。加斯科因的哭泣太感人了。加斯科因承认过，他有时当众哭泣是故意的，例如他第一次见到著名硬汉杰克·查尔顿——前爱尔兰国家队名帅。当时查尔顿上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加斯科因还是个预备队的小孩，查尔顿把加斯科因叫进办公室，严厉地告诉他如果不减肥，就立马把他开除。加斯科因当时就哭了起来，这次会面，是师徒两人最后都哭了。“这孩子小时候过得太苦了。”事后查尔顿这样解释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上了加扎的当。

　　然而在都灵他流下的真情的眼泪，也只有如此真情的泪水，才能感动一个民族，甚至打动整个世界。

　　加斯科因出生在英格兰东北贫穷的小城GATESHEAD，父亲差不多有二十年失业历史，全家只能靠社会救济度日。很多传记作者都喜欢说加斯科因是靠吃 “煎鱼加薯条”(FISH AND CHIPS)长大的。“煎鱼加薯条”是最简单的英国家常菜，事实上，在加斯科因的童年时代，“煎鱼加薯条”也属于奢侈品。20年后，当他为伦敦最富有的球队托特纳姆热刺队踢球时，当他的周薪超过一万英镑时，加斯科因仍然每周开车5个小时回到老家，就为了到老爸常去的那个工人酒吧喝上一夜的酒。他发财了，他成名了，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加扎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英国所有的普通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不能用足球圈内的“英国人”和“欧洲人”来界定他。托尼·亚当斯也很英国，可他举手投足间，早已有了职业明星的气质，加扎从来没有。

　　对传统的英格兰人来说，加扎是个地道的英格兰人——在今天的普通英格兰人眼中，西装笔挺、面容不苟、动不动就“LADY FIRST”的绅士，并不是地道的英格兰人。而衣着随便，出门不带雨伞，遇上阴雨骂一声“BLOODY HELL”，还带着满嘴酒气的人，才是地道的英格兰人。在球迷眼中，“英格兰人”加斯科因可以用“欧洲人”的技术去对付“欧洲人”，而不用像伪善的霍德尔、莱因克尔那样衣食住行都得学着“欧洲人”。

　　加斯科因一句外语都不会说，他也从来不想学，可他有着“英国人”没有的足球技巧；他从来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吉诺拉那种让“全英格兰女人呕吐”的性感魅力，可他有着“英国人”没有的球场想像力和表现欲望。因此他被球迷尊崇，他被英国人喜爱，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隔膜的至诚的喜爱。因为他的真实，因为他的缺陷让他更加可爱。

　　在加斯科因出现前，英国正处于历史上最痛苦的社会转型期，帝国已经崩溃，经济在撒切尔夫人的阵痛疗法中辗转反复，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女首相，给这个传统国家的伦理观念进行了一次极度的扭曲，足球更是在海塞尔和希尔斯堡两大惨案中跌入最低谷。九十年代初的英国人眼里，“欧洲人”比自己更富有的，能说好多种语言，能保持清洁整齐的市容，能踢出聪明精致的足球。英国在这些方面全都比不上，极度自尊的帝国心态在迷失中消沉，没有谁相信政客们宣扬英国仍然处处伟大的政治演说，就连奇迹般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胜利带来的一点自尊，都在1986年世界杯上，被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打得粉碎。

　　然而一个横空出世，似乎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加扎改变了一切。他不用改变自己，但他拥有着“欧洲人”在足球上的优点。

　　甚至有人戏谑，说约翰·梅杰能接过撒切尔夫人的首相位置，因为他是政治界的加斯科因：梅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传统政客的背景。他每天都在和“欧洲人”讨价还价，可他从来没改变自己“英国人”的本性。梅杰会每个周末都去斯坦福桥看球，那时候的切尔西还找不到半点阿布拉莫维奇的影子，仍然是一支工人阶层球队。梅杰没有忘本。

　　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铁腕让她失去了整个民族的支持，于是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些很肤浅的政治手法，想利用媒体，在公众面前作秀，企图提高自己的名望，其中一个就是拉近她和足球的关系——任何一个英国人都知道女首相不但不懂足球、而且厌恶足球，球迷在她眼中全是足球流氓。

　　1990年的冬天，加斯科因被评为“英格兰最佳青年运动员”，他的队友莱因克尔因为12年职业生涯从未吃过一张黄牌得了费尔泼莱奖(FAIR PLAY)，两个托特纳姆热刺球星受邀造访唐宁街10号。加斯科因和首相见面并且拥抱，事后加扎说首相这个人“很好，逗人喜爱，跟我一样”——这正是加扎对所有女人的评价，在此刻之前，撒切尔夫人也许是全英国最不知道加斯科因名头的人。

　　加扎去唐宁街10号，事前在伦敦新闻界还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认为加扎足球英雄的名头，会受“毁灭足球凶手”的负面影响。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担心，过盛的名声，会让加斯科因如乔治·贝斯特那样迅速陨落。加斯科因还在纽卡斯尔联队当学徒时，该俱乐部主席就说加斯科因是“没有脑子的乔治·贝斯特”，加斯科因当时就说贝斯特是“人渣”(SCUM)。其实加斯科因此时还不是一个公认的球星。

　　可是一切都没有影响到英国人对加斯科因的喜爱。他和撒切尔夫人那张会面的合影，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又被《泰晤士报》放到头版，图片注释有些“无厘头”的味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加斯科因。不久后她被迫辞职。”

　　加斯科因后来还是勉强学了点绝对不够用的意大利语，他在意大利的足球生涯走得很不顺当，按照官方的说法，受伤让他无法在意甲真正地站住脚，可他在罗马的每一天都被纪录了下来。独立电视台专门派了一个摄像组，每天都跟在加斯科因背后，然后每周做出一档《加扎周记》，半个小时节目，经常以加扎翻看英国报纸上报道他的文章开始。直到他后来不争气地加盟格拉斯哥流浪者之前，这个节目都是英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他居然到苏格兰去踢球了？英格兰人开始觉得不可理解，并且开始对他不加理睬。即便是格拉斯哥凯尔特人在六十年代成为英国第一支夺取欧洲冠军杯的球队时，英格兰人对“里斯本雄狮”的表现也只是鼻翼一哼，这就是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态度，正如曼联对曼城的态度。英国的经济在90年代初开始复苏，国民生产总值多年来首次超过法国上升到世界第四，民族的自信在恢复，可以淡忘加扎了吧。

　　1996年欧洲杯很快就来了，加扎已经被定位为“垮掉的天才”，可是这个胖子正是在和死对头苏格兰队的比赛中打进了一个天才的进球。他的啤酒肚比以前明显多了，英格兰队里的“欧洲人”也越来越多了，然而加扎仍然是最“欧洲人”也最“英国人”的。只需要那一个进球的瞬间，和他腆着肚子躺在地上庆祝的场面，加扎就能让这个民族再度为他癫狂。

　　英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没有意大利的阳光，没有德国的平原。这个国家是在贫瘠的自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喝酒，是因为要在漫长的冬季里和寒冷潮湿的气候作战。所以英国人能理解生活中的起伏，他们能接受“失败的英雄”。一个“复活的英雄”，更能激起英国人心中的共鸣。在1996年欧洲杯期间，加斯科因到BBC电视台做一个现场节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过去6年英国最有名而且最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仍然时不时能让整个民族发出会心的微笑，例如当挪威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扬言要淘汰英格兰队时，加扎会对着挪威电视台的镜头说一句：“滚你妈的蛋！”他还会没事对着意大利记者打饱嗝。

　　加扎喝酒越来越多了，加扎的步伐越来越慢了，加扎的头发越来越少了，加扎开始打老婆了……伴随着加扎一道成长的那一代英国人也成年了。大家随着社会浪潮，被卷入了庸俗的生活中，足球不再是青春期激情宣泄的惟一选择，足球也已经变成了英超足球、曼联上市公司足球。

　　不知道有多少足球作家和足球记者，在总结1992年英超这个纯商业足球联赛出现时，把英超诞生的契机，归纳于加斯科因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眼泪。那本来是一届无趣的世界杯，无趣得连英国足球流氓也没有闹事，可正是意大利慵懒的阳光下，完全不被人看好的英格兰队在复赛第一轮凭借在意大利踢球的“欧洲人”普拉特神来之笔淘汰比利时，四分之一决赛充满争议地淘汰“非洲雄狮”喀麦隆，然后在半决赛和西德队决战。足球在经历过百年失修的球场悲剧、浓缩了社会经济矛盾的足球流氓事件后，突然在一个无聊的夏天抓住了所有英格兰人的神经。

　　这些和加扎一道成长起来的人，其中也有像他那样打老婆的，可谁都知道窝在曼彻斯特、谢菲尔德这些老工业城市，整天喝闷酒、打老婆是没有发达机会的，于是整个民族再度向伦敦集中。英国越来越欧洲，今天的伦敦，你在街头和100个人说话，能说出纯正伦敦英语的肯定不到 10人。

　　媒体找到了一个黛安娜王妃之外，每天都能帮助他们卖光报纸、帮助他们制造热播电视节目的新偶像。他们致力制造一个深入人心的加扎，可媒体永远都是无情的，新闻纸多么的残酷！当他们发现还有更好更新的替代品时，自然会把镜头锁定在替代品上。

贝克汉姆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因为他有完整的家庭、循规蹈矩的成长经历，他还长相俊美，更有个明星老婆。贝克汉姆很“欧洲”，他甚至是一个世界一体化在英国人身上的良好体现。贝克汉姆不会说外语，但他还没去马德里就在刻苦学习西班牙语了。然而世界一体化，或者我们中国人说的世界大同真的就是这个世界走向更高层次的必然发展吗？

　　至少英国人在疑虑。这是狭隘的岛国心态？英国人没有辩解，他们只是不想放弃自己习惯的、自己喜爱的生活，即便潮湿阴冷，即便面容严酷，即便被人评说“保守封闭”。

　　因此加扎在时代大潮中落伍了，不论他流落到苏格兰还是埃弗顿，不论他在1998年世界杯前失意地落选，英国媒体开始用戏弄的手法来折磨这个曾经的英雄。当加扎从世界杯训练营回到伦敦家中，被前妻拒之门外的照片刊登出来后，伦敦小报用的都是“陨落的巨星”一类的标题。

　　媒体的评判，并不是普通英国人对加扎的评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时代大潮中迷失的中年人，一个传统的英国人，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瞬息万变世界的普通英国人。他们会回想起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段灰暗的英国日子，因为二战之后的英国一直在这种时代的迷失中随波逐流。

　　对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加斯科因并不是一个“英国病人”，他只是一个真实的普通英国人，而贝克汉姆是个虚假、遥不可及的商业符号。

　　和绝大部分世界足球英雄一样，世界杯是加斯科因的成名舞台，但对英国人而言，他们迷恋加斯科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加斯科因在意大利之夏的精彩发挥，和英格兰队在国际足坛沉寂多年后一次不错的表演。1990年的世界杯，是英国这个岛国和欧洲大陆在足球上一次势均力敌的对抗。英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是这个又胖又丑的红发人，能用欧洲大陆人的足球技巧和欧洲大陆人对抗，而他又绝对是一个英国人。

　　英国人正是在这种顾影自怜的情绪里，迷恋上了加斯科因。

　　加斯科因决不会向大陆投降。他曾经对古利特—— 英国人眼中最优雅的“欧洲人”，说过如此荒诞不经的话：“……你这个长发喜马拉雅山雪人。”有许多欧洲大陆球星，例如克林斯曼，能用几种语言接受采访，可加扎连用一种语言接受采访都不愿意——他宁愿对着你打饱嗝。尽管他曾经腰缠万贯，可他不会去穿阿马尼，他甚至嘲弄般地问过里杰卡尔德：“AC米兰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作为一个球员，加斯科因在球场上对抗“欧洲人”的方式是绝对欧洲化的，就像欧洲顶级前锋对待托尼·亚当斯那样。当他用脚后跟带球突破两个荷兰后卫时，英国人说他们想起了克鲁伊夫，因为克鲁伊夫是“欧洲人”的极致。加扎向英国人证明了：“我们能像他一样踢球，可我们不用像他”。

　　加斯科因在继续滑落，以致于要到中国才能寻找到工作机会。在加斯科因年初加盟甲B球队甘肃天马时，曾经有过甘肃出50万美元转会费的笑话。加斯科因2001—2002赛季效力埃弗顿后，在2002年夏天被埃弗顿解约，完全是个自由球员，50万美元的转会费从何说起？这50万美元成了足球世界里的“黑金”，还是俱乐部和加扎形成默契的一种商业炒作？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不论加扎闹出多少新笑话、新丑剧出来，他永远是那个英国人迷恋的加扎。

　　多年以后，英国人仍然在回味着“加斯科因”成为“加扎”的那一瞬间——他对德国中卫贝特霍尔德的犯规，那个犯规并不严重，但贝特霍尔德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典型的“欧洲人”举动，整个德国队板凳席都站了起来，似乎惊恐万状，这更是“欧洲人”的集体表演。主裁判赖特 (WRIGHT)准备掏牌。赖特，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可他是个巴西人，也属于“欧洲人”的范畴。

　　加扎哭了。“欧洲人”也会在球场上哭泣，例如马拉多纳，然而“欧洲人”的哭泣绝对没有加扎那样真切。

　　加扎哭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生活中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当时谁也不知道英格兰队能否进世界杯决赛，可加扎知道他失去了向往世界杯决赛的机会，不论下一场比赛是什么，他都只是一个看客。

　　这是一个失落了心爱玩具的孩子的泪水。

　　所以英国人迷恋加扎，迷恋他的眼泪，迷恋那个伴随他们走出灰暗岁月的普通的英国人。

(16)：足球天堂朝圣路

　　每一个雾霭迷茫的周日清晨，在英国数以千计的球场上，会有数以万计的少年儿童，围绕着一只只足球奔跑着。球场的旁边，会站有数量更多的父母和教练，他们和孩子们一样，一点都不留恋温暖的卧室，而宁愿在阴郁湿寒的冷风中享受着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悲哀。

　　150年来，这是一个足球的国度。幽默的英国球迷会开玩笑说，如果生后他能上天堂，他会希望上帝把他指派到意大利去，因为那里有着天堂的温度、天堂的阳光和天堂的足球。其实这是一种英国式的自嘲，每一个职业球员和真球迷都知道，英国就是足球的天堂。

　　一个半世纪前，贵族公学的教师将学生们赶出教室，让他们在旷野中追逐一只球，目的就是要在体育训练中培养学生强健体魄、团队精神和坚韧意志。学生们在游戏中自由地寻找着运动规律，于是在运动中只能用脚踢球而不能用手的游戏，发展成了现代足球(team football)；运动中只能用手而不能用脚的游戏，发展成了现代橄榄球(rugby)。

　　那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代，也是这个民族最具创造性和扩张活力的时代。足球游戏很快传到了英格兰西北和北部的工业区，工人们找到了一种在寒冬御寒的最佳游戏，这项游戏追求的肌体的壮硕、意志之坚强和团队至上精神，随着游戏扩散而遍步英国，更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开疆拓土，流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足球这颗万能花种，在不同的土壤里会开出不同的花朵，例如在干燥爽朗的拉丁世界，它会变得艳丽夺目，在寒冷阴郁的日尔曼国境，它会显得严整机械，可是在它的故土，一直是这种团队至上、激情澎湃的纯男性运动。

　　所以这是一种150年的传统。今天英超顶级赛事，和150年前谢菲尔德矿工的足球有了天壤之别，可英国足球风骨不变，魂髓不散，因为踢球的还是英国人。

　　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

　　英国人人种起源，至今仍是人类学研讨的话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血脉，有维京人血脉，也有着诺曼第血脉。自从1066年10月14日，诺曼第公爵威廉在哈斯丁打败斯堪迪纳维亚王朝哈洛德伯爵后，不列颠岛虽有内乱，千年来再也没有受过外族入侵。这可是千年承平，千年稳定。在这千年里，不列颠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个性：勤奋而节俭，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劣，山地丘陵多而平原寡；独立而谨慎，因为不列颠的孤悬海外，因为他们一直都得提防着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

　　他们有着冷峻肃穆的外形，他们的语言发音时口腔动作很大，他们时刻保持着慎独的思维方式，更由于英国过去300年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英国人在外国人眼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模式：保守傲慢且死板。

　　英国足球形象也遭到了他们民族形象一样的厄运。自从贝利以穿花蝴蝶的方式打破了世界对足球的看法后，英国足球变得越来越“长传冲吊”，战术简单、技术粗糙、风格粗暴似乎就是英国足球的缩影。而世界误解了英国人，世界也误解了英国足球。

　　2002年初春，我开始了在英国常驻记者生活。最初任务是足彩，主要活动范围在伦敦，2002年3月孙继海加盟曼城，于是我每周都得往返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近两年的驻英时光，我走遍了27个英超、苏超和英甲俱乐部主场，南到南安普顿，北至爱丁堡。从一个自许的阿森纳球迷，逐渐变成了一个英国足球球迷。

　　我不敢说读懂了英国足球，更不敢说了解英国，可我看到了许多见所未见的事实，我看到了英国人的多面。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这里的足球更加奇妙。

　　当皇马在冠军杯比赛中3比1领先曼联时，罗纳尔多被替换下场，老特拉福德67000名球迷起立为对手欢呼；当阿森纳在英超联赛中5比0领先朴茨矛斯，亨利被替换下场，全场朴茨矛斯球迷起立为亨利鼓掌。这些场景，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国足球独有的。

　　每年4月15日，成百上千的球迷会走到利物浦安菲尔德球场，将一束束鲜花放在大门前，祭奠在1989年这一天丧生的96名利物浦球迷。鲜花者不仅仅是高唱“你永远不会独行”的利物浦红色球迷，蓝色的埃弗顿球迷也相当多。在球场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是誓不两立的敌人，可是在香克利“足球高于生死”的名言下，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足球的热爱。我不知道这种故事是不是英国独有的。

　　当我拎着红色塑料袋行走于曼彻斯特街头，我会遭到蓝色曼城球迷的耻笑；当孙继海在伯明翰圣安德鲁斯球场打进中国人在英超第一球时，一大群蓝色球迷会兴奋地和我击掌相庆。蓝色和红色战争，德比情结积累的仇怨与传奇，赋予了英国足球深厚的人文色彩。在利物浦居住一年时间，我发现每次德比战前一周，一位利物浦球迷邻居总不能及时收到邮件，因为邮差是埃弗顿球迷！我不知道这种故事是不是英国独有的。

　　我踏进的每一场英国足球赛，未必场场精彩，但场场充满激情。passion(激情)是英国足球最大魅力，内敛严肃的英国人，总能将自己积蓄已久的情绪完全地宣泄在球场里，或许是像加斯科因和鲁尼那样在球场上表现自我，或许更是像数以百万计的球迷那样，在声嘶力竭中直白地表达着自己对生活、对传统的热爱。

　　很多英国人都羡慕体育记者这个行当，“因为你们可以免费看球”。

　　可当看球变成一种职业时，体育比赛那种本真的魅力却在下降，因为你将不能再简单地欣赏比赛，你得准备好在比赛结束前就冲到球员更衣室门口去做采访，你得观察焦点球员场上表现的细枝末节，你得适应在比赛进行过程中后方编辑打来的一个又一个索稿电话，你还经常得绞尽脑汁想好推搪写稿任务的理由。

　　爱好变成工作，这成了一种职业性悲哀。体育最纯朴的令肾上腺分泌增速、体内激情冲荡的兴奋在下降，你不得不以更理性更冷静也更苛刻的眼光去看比赛。

　　我曾怀疑自己已经失去了对体育比赛的原始热忱，尤其在2000年奥运会上看到“梦三队”的拙劣表现和2001年索然无味的NBA总决赛后，我放弃了关注多年的NBA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体育新闻这个行当里混下去。如果不是我的老师和领导瞿优远先生派我去到英国，我也许会木然地在这个行当里沉浮——编稿只为稻粱谋。

　　在英国，我找回了那种已然陌生的体育激情。当一个球场里满座的4万名球迷90分钟不停地欢唱、呼喊或者咒骂时，你不可能不被感染；当你看到中国球员在英超也能和洋人并肩时，你不可能不激动；当你面对面采访弗格森、旺热、亨利、希勒这些耀眼明星时，你不可能不兴奋；当你看到桑德兰球迷在球队降级后失声哭泣、如丧考妣的场面时，你不可能不失落。

　　英国足球不再是一项NBA般的商业游戏，它流淌在英国人的血管里，散布在不列颠的空气中，它是那样丰富而深邃，真值得穷其一生去探究。

　　而采访英超一点都不容易。这是世界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商业气氛。传统的团队运动，和超现代商业理念两相影响，杂交出了英超足球这样一个商业怪物。作为一个球迷，看英超能感受到那种最动人的激情，而作为一个记者考量英超，会发现这个体育联赛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因素参杂于内，庞杂无比。要想写出令自己满意，读者不会开骂的报道，不苦下功夫是绝无可能的。

　　一个俱乐部的升级能托起一颗政治明星，于是所有的英国政客都会傍着足球做秀，来增加自己的未来选票；每场英超比赛的直播，在英国你都看不到公共频道的免费直播；每个英超赛场里，大到每块广告牌，小到座椅，都是各种足球圈内人赚钱的工具；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足球比赛更是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战争。

　　观察英超，就是在观察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和文化景观，可我既没有扎实知识基础，也没有丰厚生活阅历，只能采取简单的漫游方式，去游览和记述对英国足球的认知。我不敢奢望这本书能得到球迷的喝彩，只希望能用这些散漫无趣的文字给自己留下一个纪念品。

　　只有在走完这段难忘的经历后，我才意识到那实际上是一段在足球天堂里的朝圣之路。小小的不列颠岛上，蕴藏着伟大的足球传统，在这里我找回了每个球迷都体验过的那种原始的激情，这也许就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大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