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与顾云昌谈二次房改：房价高了要怪谁
2009年10月25日我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来源于北京晚报的报道：《顾云昌谈“二次房改”：不能猪肉贵了骂农民》，文中顾云昌先生讲到：“房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就像你不能因为猪肉、鸡蛋价格高了就骂农民，同样不能因为房价高了就全怪开发商，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二手房的价格高了，你不能怪房主一样。”在这里，顾云昌先生责怪我们提出二次房改建议的人“房价高了就全怪开发商”，这完全是曲解和转移矛盾。任何人仔细读读我们的《二次房改建议书》，都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主要是指出政府现行住房制度的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没有指责开发商。要说房价高了怪谁，也要从现行住房制度上找原因，不能简单的责怪谁。为此，针对顾云昌先生的几个观点提出以下商榷意见：
一、顾云昌先生说：“我认为中国的房改是众多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相比医疗、教育等其他同样存在巨大争议的改革而言，中国的房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从来都不否认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同的是，对于医疗、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相关主管部门从不回避，积极开门纳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改革意见。更为令人感动的是，两部门的部长和主管副总理吴仪同志在2007年“两会”期间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敬佩。但是，从建设部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两任领导到相关官员、相关协会，面对怨声载道的高房价却从不检讨，从不道歉，反而沾沾自喜，和顾云昌先生一样把“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三大歪风发挥到了极致。最近，甚至抛出了“空心砖理论”，打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的旗号，顽固坚持住房全面市场化的错误方针，拒绝听取不同意见，实在令人失望。与此同时，却自相矛盾地首次提出了“三极住房提供模式”，却不知道这是不是与我们提出的“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二次房改”要改什么？顾云昌认为，这个提法是相对1998年的23号文件倡导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房改而言的。这歪曲了我们的本意。早在1982年我就在某大报和国家级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关于住房商品化的几点建议》，倡导住房商品化和制定《住宅法》，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之一。时至今日，我们提出二次房改要改的是：户籍限制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和商品住房制度两种住房制度，政府划拨供地和招拍挂供地两种供地方式，由开发商一支队伍垄断经营的“二二一现行住房制度”。我们建议建立的“三三制住房制度”是：保障性住房以政府划拨方式供地，由政府的和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不受户籍限制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四定两竞”招标，由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和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不受户籍限制向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商品住房仍然以“招拍挂”方式供地，由建筑开发商开发建设，户型面积和房价由开发商自主确定，满足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简称“三三制住房制度”。我们提出二次房改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
归根结底，我们建议的“四定两竞公共住房改革”，就是要求政府以合理的地价和税费、开发商以合理的利润，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合理房价的住房，然后让保障的归保障，商品的归商品，中、低、高收入家庭住房各得其所，有什么不对？何苦大加讨伐?至于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认为：非不可为，是不为也！
三、关于现行住房制度“三个错位”问题。顾云昌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现行住房制度“三个错位”的问题提出了批判，下面是我的看法，请大家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看看谁是谁非。
1、关于“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我认为不仅仅是政府，在学术界、理论界也存在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常说：我们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这话对于我们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同样适用。报道中写道：“顾云昌认为，1998年房改时提出了四个轮子推进的思路”，但是他回避了2003年这个思路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后的有些年份全国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面积不到全部住房建设面积的5%，这不是全面市场化又是什么？直到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和2009年国家《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出台后，局面才有所改观。但是直至今日，今年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进度仅仅完成了37%。这些都活生生地证明了“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的论点是正确的，其带来的危害和恶果是严重的。另外，住房是准公共产品这是国际公理和国际法则，我们也应该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执政理念，不能把住房主要当做是敛财的工具。
2、关于“队伍错位，以开发商为基本队伍垄断经营，排斥政府的和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的住房保障职能，亲商不亲民”。这一点非常清楚，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住房建设队伍都是多元化的，既有建筑开发商，又有国有企业和民间的住宅合作社、慈善机构等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还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住房。只有我们国家以开发商为一支“独生子”基本队伍垄断经营，取消政府的建房队伍，封杀住宅合作社，消极对待企业为员工建房和公众集资建房，这不是“亲商不亲民”，又是什么？
3、关于“服务错位，制定政策服务于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官商联手与民争利”。毋庸讳言，看到地王的出现和由此造成周边房价上涨而带来的滚滚财源，政府和开发商都是喜大于忧。作为开发商，只要是合法经营，有权在现行住房制度的框架内牟取暴利。但是，政府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政府作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土地的垄断经营者，有权获取土地财政收入，保证土地这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行使公权力，负有保证民生住房、和谐住房、住有所居的责任，不能本末倒置。政府要忧国忧民，“想人民之所想，及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国际公认的房价收入比为3到6倍，我们国家是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可以限制在5到8倍，现在一线城市已经到了20倍以上，难道还不是“官商联手与民争利”？高房价对其它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掏空了中等收入家庭上代人的积蓄和这代人未来的收入，一户住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严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既不符合公理，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提出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就是让保障性住房、公共住房和商品住房相互制约、各得其所。只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都得到制度性的合理解决，为高收入家庭提供的商品住房房价只要不出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严重泡沫，该收税的征收物业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为什么非要去打压它？放开由市场调节就是了，不要瞎操心！
四、顾云昌先生说：“二次房改”的含义本身就不清楚。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我们的《二次房改建议书》。我们指出了“二二一现行住房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和“四定两竞公共住房即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制度”的具体意见，提出了以改革供地方式为突破口的制度改革创新的路线图，二次房改的含义非常清楚，顾云昌先生是没看清楚还是“难得糊涂”？
五、顺便说说关于顾云昌先生的另一件事，录以备考：在2009年10月13日腾讯网《中国观察》栏目《二次房改：离现实有多远？》嘉宾访谈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李明：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我讲这个根据，主要有这么三点：第一，举国上下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首先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来看，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提出了“住有所居”，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了“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概念，同时他在07年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谈到民生问题最关注的，他说关注住房问题，就住房问题他讲了四点。其中有一点讲到，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这个观点温总理讲出以后，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是很看重的。我认为温总理讲这个无外乎两层意思，讲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这个概念就是等同于我讲的公共住房这个概念或者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概念，另一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就是讲低收入阶层保障的那样一个概念。这是从中央高层来讲，应该对这个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
“黄兴文：顾云昌说是口误。
“李明：顾云昌讲温总理在新加坡讲话出现了口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合适的，并且温总理的讲法已经经过新华社向全球公开做了报道。顾云昌同志，我想应该收回他的话。”
顾云昌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主管部门的意见，不然为什么对于温总理的讲话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郁闷这几天我们这里炒房炒的厉害啊全部都去买房 我要有钱我也去买了
一、顾云昌先生说：“我认为中国的房改是众多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相比医疗、教育等其他同样存在巨大争议的改革而言，中国的房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从来都不否认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同的是，对于医疗、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相关主管部门从不回避，积极开门纳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改革意见。更为令人感动的是，两部门的部长和主管副总理吴仪同志在2007年“两会”期间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敬佩。但是，从建设部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两任领导到相关官员、相关协会，面对怨声载道的高房价却从不检讨，从不道歉，反而沾沾自喜，和顾云昌先生一样把“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三大歪风发挥到了极致。最近，甚至抛出了“空心砖理论”，打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的旗号，顽固坚持住房全面市场化的错误方针，拒绝听取不同意见，实在令人失望。与此同时，却自相矛盾地首次提出了“三极住房提供模式”，却不知道这是不是与我们提出的“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二次房改”要改什么？顾云昌认为，这个提法是相对1998年的23号文件倡导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房改而言的。这歪曲了我们的本意。早在1982年我就在某大报和国家级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关于住房商品化的几点建议》，倡导住房商品化和制定《住宅法》，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之一。时至今日，我们提出二次房改要改的是：户籍限制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和商品住房制度两种住房制度，政府划拨供地和招拍挂供地两种供地方式，由开发商一支队伍垄断经营的“二二一现行住房制度”。我们建议建立的“三三制住房制度”是：保障性住房以政府划拨方式供地，由政府的和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不受户籍限制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实行“四定两竞”招标，由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和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不受户籍限制向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商品住房仍然以“招拍挂”方式供地，由建筑开发商开发建设，户型面积和房价由开发商自主确定，满足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简称“三三制住房制度”。我们提出二次房改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低端有保障，中端买得起，高端有选择”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
归根结底，我们建议的“四定两竞公共住房改革”，就是要求政府以合理的地价和税费、开发商以合理的利润，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合理房价的住房，然后让保障的归保障，商品的归商品，中、低、高收入家庭住房各得其所，有什么不对？何苦大加讨伐?至于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认为：非不可为，是不为也！
三、关于现行住房制度“三个错位”问题。顾云昌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现行住房制度“三个错位”的问题提出了批判，下面是我的看法，请大家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看看谁是谁非。
1、关于“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我认为不仅仅是政府，在学术界、理论界也存在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常说：我们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这话对于我们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同样适用。报道中写道：“顾云昌认为，1998年房改时提出了四个轮子推进的思路”，但是他回避了2003年这个思路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后的有些年份全国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面积不到全部住房建设面积的5%，这不是全面市场化又是什么？直到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和2009年国家《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出台后，局面才有所改观。但是直至今日，今年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进度仅仅完成了37%。这些都活生生地证明了“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的论点是正确的，其带来的危害和恶果是严重的。另外，住房是准公共产品这是国际公理和国际法则，我们也应该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执政理念，不能把住房主要当做是敛财的工具。
2、关于“队伍错位，以开发商为基本队伍垄断经营，排斥政府的和民间的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的住房保障职能，亲商不亲民”。这一点非常清楚，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住房建设队伍都是多元化的，既有建筑开发商，又有国有企业和民间的住宅合作社、慈善机构等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还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住房。只有我们国家以开发商为一支“独生子”基本队伍垄断经营，取消政府的建房队伍，封杀住宅合作社，消极对待企业为员工建房和公众集资建房，这不是“亲商不亲民”，又是什么？
3、关于“服务错位，制定政策服务于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官商联手与民争利”。毋庸讳言，看到地王的出现和由此造成周边房价上涨而带来的滚滚财源，政府和开发商都是喜大于忧。作为开发商，只要是合法经营，有权在现行住房制度的框架内牟取暴利。但是，政府就不一样了。一方面政府作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土地的垄断经营者，有权获取土地财政收入，保证土地这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行使公权力，负有保证民生住房、和谐住房、住有所居的责任，不能本末倒置。政府要忧国忧民，“想人民之所想，及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国际公认的房价收入比为3到6倍，我们国家是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可以限制在5到8倍，现在一线城市已经到了20倍以上，难道还不是“官商联手与民争利”？高房价对其它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掏空了中等收入家庭上代人的积蓄和这代人未来的收入，一户住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严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既不符合公理，也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提出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就是让保障性住房、公共住房和商品住房相互制约、各得其所。只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都得到制度性的合理解决，为高收入家庭提供的商品住房房价只要不出现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严重泡沫，该收税的征收物业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为什么非要去打压它？放开由市场调节就是了，不要瞎操心！
四、顾云昌先生说：“二次房改”的含义本身就不清楚。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我们的《二次房改建议书》。我们指出了“二二一现行住房制度”的弊端，提出了建立“三三制住房制度”和“四定两竞公共住房即准市场化的平价住房制度”的具体意见，提出了以改革供地方式为突破口的制度改革创新的路线图，二次房改的含义非常清楚，顾云昌先生是没看清楚还是“难得糊涂”？
五、顺便说说关于顾云昌先生的另一件事，录以备考：在2009年10月13日腾讯网《中国观察》栏目《二次房改：离现实有多远？》嘉宾访谈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李明：我们认为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我讲这个根据，主要有这么三点：第一，举国上下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首先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来看，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提出了“住有所居”，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了“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概念，同时他在07年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谈到民生问题最关注的，他说关注住房问题，就住房问题他讲了四点。其中有一点讲到，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这个观点温总理讲出以后，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是很看重的。我认为温总理讲这个无外乎两层意思，讲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这个概念就是等同于我讲的公共住房这个概念或者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概念，另一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就是讲低收入阶层保障的那样一个概念。这是从中央高层来讲，应该对这个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
“黄兴文：顾云昌说是口误。
“李明：顾云昌讲温总理在新加坡讲话出现了口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合适的，并且温总理的讲法已经经过新华社向全球公开做了报道。顾云昌同志，我想应该收回他的话。”
顾云昌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主管部门的意见，不然为什么对于温总理的讲话漠然处之，无动于衷？
郁闷这几天我们这里炒房炒的厉害啊全部都去买房 我要有钱我也去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