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脚得罪领导生活窘迫 曾被韩国老板欠薪四年
13年前，高仲勋对着央视摄像机说了一句“中国足球没戏了”，这句话就像一把匕首刺中了中国足球的要害。高仲勋也像个预言家那样，猜中了中国足球的今天。百度贴吧里，很多球迷在打听这个延边汉子的下落，因为自从2001年退役后，他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6月19日，在延吉市，记者找到了高仲勋。归隐的这10年，他的经历足够坎坷。
怀念被欠薪的日子
退役后两年，延边州足协安排高仲勋到州体校上班，负责组建球队，每个月工资1000块钱。干了半年，高仲勋就“走人”了。
坐在茶楼的沙发上，高仲勋的思绪又回到了10年前。那一年10月，中国男足首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那一年年底，高仲勋在北京宽利队（北京的甲B球队）结束了职业生涯。回忆往昔，高仲勋的脸上不再有波澜。
退役后，高仲勋以自己名字在延吉市开了一家练歌房。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很多球迷都是奔着“高仲勋”这三个字去的，可后来因练歌房设备老化等原因，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没干多长时间就黄了。
高仲勋开练歌房时没怎么盈利，“挣的也就是个吃饭钱。”做生意不能养家糊口，高仲勋又重新回到足球圈。2003年，延边州足协安排他到州体校上班，负责组建球队，每个月工资1000块钱。
干了半年，高仲勋就“走人”了，“让我组队，却没有经费。我开车到各地方选人，得自己出油钱，吃饭的钱也不给，连球队的训练场地都没法保障。”
经朋友介绍，高仲勋2003年年底去一个韩国人在昆明开的足球学校当教练。和在延边州体校相比，他在昆明南洋国际足球学校的月收入整整翻了十倍。
高仲勋在昆明待了4年。前两年还能正常发工资，后面两年因为老板在韩国的企业出了问题，就再也不发钱了。学校里的巴西教练走了一批又一批，坚守的只有老高一人。
坚守到2008年年底，高仲勋也撑不住了。他后来专门到韩国找老板讨薪，但看到老板在韩国惨淡的样子，也心软了。回想起在昆明生活的那四年，被欠薪的高仲勋依然很欣慰，“那几年挺舒服的。虽然不发钱，但吃住都是免费的，还能跟朋友们一起踢踢球。”
高仲勋和朋友们当时在昆明组织了一个业余球队，拿过三届昆明市业余联赛冠军。高仲勋说，自己现在每周都会踢两场球，“现在跟我一起踢球的都是老同志，他们跑不动了，我年轻，跑得最多。”
良好的生活习惯让高仲勋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当年踢球时77公斤，现在80公斤，就增了3公斤。”
得罪领导，工作没着落
不求人，高仲勋说这是自己的性格，“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我不像别人那样，换个环境也能左右逢源。”2008年年底离开昆明后，高仲勋回到了延吉市，赋闲在家。
刚回来那会儿，高仲勋找过几次延边州足协，希望他们能给安排个工作。可是，2003年的那次“出走”直接影响到了今天，“人家不给安排，说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被拒绝后，高仲勋就再没有找过延边州体育部门的领导。“他们哪懂运动员的心思？我这人不太愿意求别人，说不出口。”不求人，高仲勋说这是自己的性格，“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我不像别人那样，换个环境也能左右逢源。”
高仲勋说，自己的朋友不多，甚至跟之前的队友联系都不是很紧密，“但只要是我的朋友，肯定就是知己。”高仲勋的朋友们都说，“老高这人不错，挺随和的。”有球迷想找高仲勋签名，他甚至会开车到人家楼下，签完了就走。
目前，高仲勋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爱人的工资。他的爱人是延边大学的舞蹈老师，也是搞体育的。有人建议高仲勋走出延边，他犹豫了：“踢球的时候就一直在外面漂，一个人挺累的。现在暂时不想到外面了。当然，如果有好的条件，也可以考虑一下。”高仲勋的两个儿子现在也都在踢球。大儿子15岁，在上海幸运星足球学校。小儿子11岁，在延边州体校。
高仲勋爱人起初反对家里三个男人都搞足球，希望小儿子能去搞其他项目，结果被小儿子拒绝了。“他俩就喜欢足球。我们作为家长，也不好拦着。”高仲勋说。
对于儿子踢球，高仲勋管得很严。大儿子曾经因为踢球不做作业，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大儿子被我打过好多次。现在不在身边了，有时候也挺想他的。”高仲勋的大儿子在上海踢球，一年回家一次，他时常会打电话过去叮嘱一句，“儿子，别受伤。”
高仲勋说，两个儿子将来必须进国家队，必须到国外踢球，这是自己给他们设的目标，“我告诉他们跟外人不要说是高仲勋的儿子，活在爸爸名字之下，压力太大。”
惊天一炮，只因太生气
“中国足球还是得从领导层抓起，必须得内行管理内行。如果不改变，我看还是很难上去，还是没戏。”高仲勋说。
“你不是说中国足球没戏了吗？为什么还让自己儿子踢足球？”听到这样的问题，高仲勋乐了。
13年前，延边队在甲A联赛中客场挑战前卫寰岛。延边队在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下被暗算（主裁判判给前卫寰岛一个有争议点球，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当年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承认裁判误判），最终1比2败北。在球员通道内，高仲勋对着央视《足球之夜》的镜头说了句：“中国足球没戏了！”
直至今天，高仲勋的这句“中国足球没戏了”都是中国足球经典语录之一，他当时因为这句话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时确实是太生气了。”高仲勋至今还记得那场比赛裁判的名字———王燕春（1998年年底被中国足协停哨一年），“没有那么吹比赛的。我当时生气就说了那句话，也没多想什么，无所谓了。”
现在的高仲勋，很少看国内联赛，偶尔会看一下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比赛。延边队主场的比赛，他不去现场，也不看电视转播，“有时候会看看比分和积分榜，关心一下。”
在高仲勋看来，中国足球水平不高跟领导层有着直接关系，“从体育院校毕业，后来找关系到足协工作。从中国足协到地方足协你去看看，都是靠关系。”
靠关系进入管理层，必然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如今的领导之前是搞水上项目的，现在来到了足球圈，你说怎么评价？足协上一批领导也是这样，搞速滑的来管足球。国家队踢不好，他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中国足球还是得从领导层抓起，必须得内行管理内行。如果不改变，我看还是很难上去，还是没戏。”高仲勋说，像郝海东、范志毅这样曾经为中国足球做出过贡献的人，就应该进入足协的管理层，“他们是最了解中国足球的，也是最懂足球的。人家乒乓球、羽毛球那些教练和领导，哪个不是从国家队下来的？”
怀念被欠薪的日子
退役后两年，延边州足协安排高仲勋到州体校上班，负责组建球队，每个月工资1000块钱。干了半年，高仲勋就“走人”了。
坐在茶楼的沙发上，高仲勋的思绪又回到了10年前。那一年10月，中国男足首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那一年年底，高仲勋在北京宽利队（北京的甲B球队）结束了职业生涯。回忆往昔，高仲勋的脸上不再有波澜。
退役后，高仲勋以自己名字在延吉市开了一家练歌房。刚开始时生意还不错，很多球迷都是奔着“高仲勋”这三个字去的，可后来因练歌房设备老化等原因，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没干多长时间就黄了。
高仲勋开练歌房时没怎么盈利，“挣的也就是个吃饭钱。”做生意不能养家糊口，高仲勋又重新回到足球圈。2003年，延边州足协安排他到州体校上班，负责组建球队，每个月工资1000块钱。
干了半年，高仲勋就“走人”了，“让我组队，却没有经费。我开车到各地方选人，得自己出油钱，吃饭的钱也不给，连球队的训练场地都没法保障。”
经朋友介绍，高仲勋2003年年底去一个韩国人在昆明开的足球学校当教练。和在延边州体校相比，他在昆明南洋国际足球学校的月收入整整翻了十倍。
高仲勋在昆明待了4年。前两年还能正常发工资，后面两年因为老板在韩国的企业出了问题，就再也不发钱了。学校里的巴西教练走了一批又一批，坚守的只有老高一人。
坚守到2008年年底，高仲勋也撑不住了。他后来专门到韩国找老板讨薪，但看到老板在韩国惨淡的样子，也心软了。回想起在昆明生活的那四年，被欠薪的高仲勋依然很欣慰，“那几年挺舒服的。虽然不发钱，但吃住都是免费的，还能跟朋友们一起踢踢球。”
高仲勋和朋友们当时在昆明组织了一个业余球队，拿过三届昆明市业余联赛冠军。高仲勋说，自己现在每周都会踢两场球，“现在跟我一起踢球的都是老同志，他们跑不动了，我年轻，跑得最多。”
良好的生活习惯让高仲勋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当年踢球时77公斤，现在80公斤，就增了3公斤。”
得罪领导，工作没着落
不求人，高仲勋说这是自己的性格，“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我不像别人那样，换个环境也能左右逢源。”2008年年底离开昆明后，高仲勋回到了延吉市，赋闲在家。
刚回来那会儿，高仲勋找过几次延边州足协，希望他们能给安排个工作。可是，2003年的那次“出走”直接影响到了今天，“人家不给安排，说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被拒绝后，高仲勋就再没有找过延边州体育部门的领导。“他们哪懂运动员的心思？我这人不太愿意求别人，说不出口。”不求人，高仲勋说这是自己的性格，“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我不像别人那样，换个环境也能左右逢源。”
高仲勋说，自己的朋友不多，甚至跟之前的队友联系都不是很紧密，“但只要是我的朋友，肯定就是知己。”高仲勋的朋友们都说，“老高这人不错，挺随和的。”有球迷想找高仲勋签名，他甚至会开车到人家楼下，签完了就走。
目前，高仲勋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爱人的工资。他的爱人是延边大学的舞蹈老师，也是搞体育的。有人建议高仲勋走出延边，他犹豫了：“踢球的时候就一直在外面漂，一个人挺累的。现在暂时不想到外面了。当然，如果有好的条件，也可以考虑一下。”高仲勋的两个儿子现在也都在踢球。大儿子15岁，在上海幸运星足球学校。小儿子11岁，在延边州体校。
高仲勋爱人起初反对家里三个男人都搞足球，希望小儿子能去搞其他项目，结果被小儿子拒绝了。“他俩就喜欢足球。我们作为家长，也不好拦着。”高仲勋说。
对于儿子踢球，高仲勋管得很严。大儿子曾经因为踢球不做作业，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大儿子被我打过好多次。现在不在身边了，有时候也挺想他的。”高仲勋的大儿子在上海踢球，一年回家一次，他时常会打电话过去叮嘱一句，“儿子，别受伤。”
高仲勋说，两个儿子将来必须进国家队，必须到国外踢球，这是自己给他们设的目标，“我告诉他们跟外人不要说是高仲勋的儿子，活在爸爸名字之下，压力太大。”
惊天一炮，只因太生气
“中国足球还是得从领导层抓起，必须得内行管理内行。如果不改变，我看还是很难上去，还是没戏。”高仲勋说。
“你不是说中国足球没戏了吗？为什么还让自己儿子踢足球？”听到这样的问题，高仲勋乐了。
13年前，延边队在甲A联赛中客场挑战前卫寰岛。延边队在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下被暗算（主裁判判给前卫寰岛一个有争议点球，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当年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承认裁判误判），最终1比2败北。在球员通道内，高仲勋对着央视《足球之夜》的镜头说了句：“中国足球没戏了！”
直至今天，高仲勋的这句“中国足球没戏了”都是中国足球经典语录之一，他当时因为这句话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时确实是太生气了。”高仲勋至今还记得那场比赛裁判的名字———王燕春（1998年年底被中国足协停哨一年），“没有那么吹比赛的。我当时生气就说了那句话，也没多想什么，无所谓了。”
现在的高仲勋，很少看国内联赛，偶尔会看一下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比赛。延边队主场的比赛，他不去现场，也不看电视转播，“有时候会看看比分和积分榜，关心一下。”
在高仲勋看来，中国足球水平不高跟领导层有着直接关系，“从体育院校毕业，后来找关系到足协工作。从中国足协到地方足协你去看看，都是靠关系。”
靠关系进入管理层，必然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如今的领导之前是搞水上项目的，现在来到了足球圈，你说怎么评价？足协上一批领导也是这样，搞速滑的来管足球。国家队踢不好，他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中国足球还是得从领导层抓起，必须得内行管理内行。如果不改变，我看还是很难上去，还是没戏。”高仲勋说，像郝海东、范志毅这样曾经为中国足球做出过贡献的人，就应该进入足协的管理层，“他们是最了解中国足球的，也是最懂足球的。人家乒乓球、羽毛球那些教练和领导，哪个不是从国家队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