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为了50年前的大饥荒（转）
写这篇文字，突然想起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些我们刻意想要忘却的日子，其实是真正应该刻在骨子里的。
历史，是我们亲手穿上去的一件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你还记得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吗？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 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 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 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 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
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太够。
历史，是我们亲手穿上去的一件衣服，却再也脱不下来。
你还记得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吗？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 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 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Stuart·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中国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在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 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 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一百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的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一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
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太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