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5年灿烂记忆
香港回归15年灿烂记忆
香港因其特殊地位，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之后，外界的风通过香港，不断地激荡着腹地上的每一个人。回归15年，东方之珠依旧灿烂，更没有人能忘记三十年中国改革中的香港烙印。（注：照片来源于老照片中国论坛）
中资公司：在香港的中资公司曾是香港商界颇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商业群体。在内地政治挂帅，外交因冷战而孤立，且计划经济密不透风的年代，这些中资公司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式，担负着内地与外界交往交流的管道功能。改革前的岁月，这些公司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服务于政治，还是在投身简单的商业事业。而在内地改革开放后，驻港中资公司中的大部分，很快就转型为内地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国企向海外扩张的桥头堡。图为1969年国庆期间，香港西环码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和中资机构招商大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每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中资机构及香港左派均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
迟来的感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英国政府紧随其后，禁止香港在内的英属地将13类物品输往中国大陆。此时，除了苏联援助外，香港的华商群体成为内地政府最重要的贸易尤其是战备物资采购管道。当年，霍英东甘冒人财两空的风险，积极参与禁运物资输送内地的业务，有力支持了前线所需。碍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直到80年代后才逐渐公开，中国政府对霍英东的感谢也为此迟来了30多年。图为199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霍英东先生。
特区：紧邻香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而蛇口是深圳的第一线。这块10.8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新的观念从这里由香港传向内地；新的劳动用工制、薪酬分配制、企业股份制最早在这里获得成功。从蛇口走出的企业里最有名者莫过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的结算中心，就是如今的招商银行。同样的，蛇口也错过了跨越发展的机会，80年李嘉诚等多位香港地产商访问蛇口，曾提出在蛇口进行地产开发以促进投资的想法，被蛇口特区创办人袁庚婉拒。袁庚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这是他在蛇口工作期间最大的失误之一。图为1982年，时任蛇口区委书记袁庚陪同来访港督尤德爵士参观蛇口。
白天鹅宾馆：在香港的富豪排行榜上，霍英东很少位居前列。但港商群体数十年来无不以霍英东为首。霍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改革开放至今，他在内地的投资累计达80亿，在建桥修路、兴建宾馆、扶贫助学、发展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做了贡献。图为1983年，由霍英东投资并亲自设计的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开幕。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右三)、廖承志（左一）等参观白天鹅宾馆的客房。
打工潮：以港资企业为代表的外资进驻，为大批农村年轻男女提供了工作岗位，也揭开了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序幕。深圳迅速成为一个低龄化的移民城市，而一代又一代做着“香港梦”、“深圳梦”的年轻人，则在城市与家乡之间苦苦寻找自己的位置。图为1986年，深圳沙头角关口的打工者。
改革的“外脑”：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1988年实施的“价格闯关”更是将改革带到了一个生死转折点。这一年，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联络安排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期间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并与政界、学界做了广泛交流。弗里德曼先后三次访华，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其中，以张五常为代表的香港学术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引荐推动作用。图为198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作“论通货膨胀”学术报告。主席台最左侧的是张五常。
“保钓”：“保钓运动”，始肇于台湾，呼应兴盛于香港，传播影响华人世界30余年，2000年后方成内地民族主义行动实践者一个重要的常新话题。1996年以后，香港和台湾民间多次组织了登岛保钓的行动。但是日本每次都派出警船拦截，只有极少几次登岛成功。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陈毓祥等五人在于钓鱼台海域跳海示/威，其中陈毓祥遇溺身亡，有五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悼念陈毓祥的集会。2011年1月2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成立。图为1980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民众手持“击退日本侵略者，保卫钓鱼台”等标语参加保钓示/威。
中英街：中英街是内地人接触香港最方便的地方，由于实行了免税政策，这里还曾经是内地人买便宜“洋货”的首选地。从1980年开始，这条250米的小街先后经历了黄金热、电器潮、数码产品风，日接待游客一度达到8万人。然而，香港回归及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后，中英街失去了天然的优势，商品贸易逐渐衰落。如今，中英街还在热闹着，名声却大不如前，不幸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日用品一条街”和“假货一条街”。图为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警察与中国边防战士在中英街执勤。
鱼骨天线：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但由于内地电视台节目频道少，信号不稳定，且播出时间太短。很快，有人开始使用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收看香港电视节目。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连广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向日葵一样，仰望东南方向，成为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朦胧诗人”舒婷在1981年的诗句描绘：“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图为1983年，广东东莞乡村的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
“民族英雄”：作为华语电影的佼佼者，“港片”自80年代一经传入，即成内地人最喜爱的视听娱乐项目。而以日据时代为故事背景拍摄的香港功夫片，在内地电影市场经久不衰，其影响早已超越普通娱乐。毫不夸张的说，国人对上世纪屈辱历史最鲜活的记忆，不是来自教科书，更不是来自今日横行屏幕的国产抗战电视剧，而是源于港片。只身闯入日租界武馆道场，以中华武术大败日本武人，单手劈碎“东亚病夫”的匾额，发端于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中的这些桥段每隔几年便会被借用到某部新片中，从《精武门》到《叶问》，跨越40年的各色翻版桥段无人生厌。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英雄是“香港制造”。图为1972年李小龙主演影片《精武门》剧照。
港剧时代：1980年，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横空出世，在内地热播，被一名香港作家撰文形容成“上海滩一播，整个上海瘫掉了”；1983年《射雕英雄传》上演，黄日华扮演的郭靖和翁美玲扮演的黄蓉成为日后各种版本金庸武侠影视剧无法回避的“品评标杆”。随着美剧日剧韩剧的入侵，狂热的港剧时光一去不复返。然而，经典港剧所培养出的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口味，至今未变，也为以后众多香港明星北上捞金奠定了群众基础。图为《射雕英雄传》剧照。
我的中国心：1984年春晚，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一举成名，央视收到几麻袋的观众来信。接踵而至的港台歌曲铺天盖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时，童安格在努力“把根留住”，谭咏麟依旧“难舍难分”……港台流行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商业运作都令内地观众耳目一新，再随着卡带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也激活了内地流行歌坛的生命力。图为1988年4月，张明敏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作首次义演。
现场演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演艺界明星开始在内地打响名号。尽管不时仍要面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污名，但对于当时内地的年轻人来说，香港明星与众不同的偶像气质，富于流行美学的形象和台风，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此外，与观众“亲密互动”这种前所未有的现场演出方式，更是奠定了今天内地娱乐消费市场蓬勃的“粉丝文化”。图为1994年，香港明星第一次在海南举办大型晚会，叶玉卿在演出时和观众握手。
四大天王：内地的70后和80后很少有人不知道香港的“四大天王”。在90年代的内地，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这四位1990年代香港娱乐界最受欢迎的男星，几乎就是整个香港娱乐圈的代名词。作为全面进军内地娱乐市场并取得辉煌成功的香港明星，四大天王将内地娱乐产业和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虽然此前也有邓丽君、谭咏麟等内地妇孺皆知的港台明星，但直到四大天王的出现，内地娱乐业才第一次有了影视歌全领域覆盖，并会专注内地市场的超级偶像。四大天王的内地之路至今仍是所有想在内地市场有所作为的港台明星必须学习的经验参考。图为1992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黎明在天安门城楼前边歌边舞。当时，黎明在首都体育场举行了四场个人演唱会。
“三/级片”：三/级片曾是香港电影的一大特色，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90年代，香港三/级片以盗版录影带的形式在当时性观念远没今天开放的内地广泛流传十余年，令不少内地人私藏浏览之余顿有“被启蒙”之感。九十年代初的深圳，作为最早可以收到香港电视信号的国内地区，远在录像厅出现前，居民就能在深夜看到某些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成/人片。如今，由于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一旦有如《色戒》、《3D肉蒲团》这般热门的三/级片上映，不少有条件的内地人也会选择赴港观影。
“大哥大”：“大哥大”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香港。据说香港影坛“大哥大”洪金宝与手机形影不离，因此，洪金宝的别称便成了手机的别称。1987年，“大哥大”登陆内地，它所象征的财富、地位和科技给了当时的内地人极大的震撼。很快，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开始了一种炫耀攀比式的消费。当年，“大哥大”公开价格在20000元左右，但一般要花25000元才可能买到，黑市售价曾高达50000元。尽管如此，“大哥大”非常紧俏，有钱难求。此后，中国内地进入了急速发展的移动通讯时代。手机褪去光环，成为日常用品。“大哥大”这个红极一时的称号，从生活中消失了。
迪斯科：80年代，迪斯科热潮席卷全球。1986年，中国唱片公司引进了香港飞时唱片公司的《荷东》、《猛士》，这是中国音像出版史上第一次与世界流行乐坛的同步对接。迪斯科不讲究服饰、礼仪、场合与规范，它自由激情的精神迎合了时下年轻人的精神渴求。一时间，大大小小的迪斯科舞厅遍布大陆城乡，引发了迪斯科狂潮。图为1987年，中越边境的战事已近尾声。炮火间隙，解放军战士跳起了迪斯科。
美容教母：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的“美容教母”郑明明进军大陆，教会内地人怎么改变自我，变得更美丽。郑明明记得，1984年她在北京给一个女生化好了妆，为了保持美丽，这个女生3天没有洗脸，口红也不敢擦。随后，郑明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美容学校——蒙妮坦美发美容职业教育学校。到了今天，她的蒙妮坦美容美发职业教育学校已经开遍了20多个省市，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见证了中国美容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图为1993年12月，上海，郑明明在华联商厦化妆品柜台做奇妙换肤霜的产品推介，好奇的围观者看得瞠目结舌。
邵氏影视和逸夫楼：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迄今出品影片超过一千部；他退休离任的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制作节目行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发生联系。这些影视作品对内地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或许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他从1985年起，平均每年拨款1亿多元用于支持中国内地的社会公益事业，迄今超过33亿港元，80%以上为教育项目，内地大小学校随处可见的“逸夫楼”。图为邵逸夫与获奖演员合影，右一为狄龙（与李小龙、梁小龙、成龙并称香港“四小龙”），右二为姜大卫（参演和导演的影视作品总数超过160部）。
首富：李嘉诚，香港首富，华人首富。他被很多内地民营企业家视为“经营之神”，他的投资之道成为内地商学院的经典案例。但少为人关注的是，他是最早给内地企业家树立慈善榜样的香港富豪之一。他为各种慈善事业的捐赠超过8亿美元，其中超过80%捐给了中国内地。1985年他独立捐资兴办汕头大学。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他的时间。图为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时与学生们合影。
香港义工：香港有着深厚的义工传统。据调查，超过20%的香港人担任过义工工作。如今，香港义工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而最大的义工输出地便是中国内地。在内地的贫困地区、灾区，以及大城市的弱势群体身边，总是能轻易找到香港义工的身影。为抢救玉树地震中被困孩子而牺牲的黄福荣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港义工同时也催生着内地的义工组织。1990年6月，深圳义工组织诞生。截至目前，深圳义工组织注册义工超过26万名，累计组织超过300万人次参加义工服务。图为2010年4月30日，香港义工在玉树灾区搭建“心灵驿站”。
政府卖地：“招拍挂”，是今天内地广为人知的政府出让土地形式，这一形式的原型是香港政府的卖地体制。上世纪90年代，当内地开始着手进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学习的样板就是港府。将公用土地的出让权集中于政府，定期举行土地招拍挂，由地产商进行开发销售，香港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为了控制香港稀缺的土地资源流动，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价值。大陆政府学习这一模式的目的，一是保障土地国有的政治制度，二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开辟财政收入来源。政府卖地的香港模式其效果至今仍有极大争议，事实上，虽然香港人口和资本密度都位居世界潜前列，但至今香港可开发土地总面积中，仍有七成左右在港府手中未予出让。对于地价贵如金的香港来说，这样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图为2010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本财政年度第二次土地公开拍卖，一块位于粉岭的土地以高出开拍价26.2％的成交价售出。香港的高房价，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底价高。
“自由行”：香港这个世界大都会、国际金融商贸中心，其繁荣的大众文化、浓郁的现代气息、零关税的购物天堂，诱惑着大陆游客。1984年左右，国家政策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只允许旅行社组织广东省居民赴港旅游探亲。90年代初，政策逐渐放宽。2003年，实施“自由行”，大陆游客激增。这个过程是让内地人大开眼界、接收先进理念、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启动和深化改革的过程。图为2003年8月，实行赴港“自由行”政策不到一个月，一群大陆游客游览香港。“自由行”启动仅10年便为香港带来8000多万人次内地游客，消费总额累计超过6300亿港元。
扫货：香港作为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的贸易城市，云集了世界各大奢侈品品牌，由于零关税政策，这里吸引了大量扫货族。在2000年以前，香港奢侈品市场“扫货”的主力人群除了香港本地中高收入阶层外，最大的海外顾客群体是日本人。2000年后，经济实力激增的陆客群体奢侈品消费的能力和规模渐成第一。以铜锣湾一家路易威登分店为例，2011年12月单月营业额就高达2亿元。圣诞等折扣季对大陆买家的诱惑力巨大，直接成就了近年来香港奢侈品市场的一个个销售奇迹。图为2012年6月，一位大陆买家正在挑选LV品牌的皮包，每天这里都有拖着旅行箱的内地顾客在门外排队购物。
香港因其特殊地位，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之后，外界的风通过香港，不断地激荡着腹地上的每一个人。回归15年，东方之珠依旧灿烂，更没有人能忘记三十年中国改革中的香港烙印。（注：照片来源于老照片中国论坛）
中资公司：在香港的中资公司曾是香港商界颇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商业群体。在内地政治挂帅，外交因冷战而孤立，且计划经济密不透风的年代，这些中资公司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式，担负着内地与外界交往交流的管道功能。改革前的岁月，这些公司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服务于政治，还是在投身简单的商业事业。而在内地改革开放后，驻港中资公司中的大部分，很快就转型为内地大型企业尤其是央企国企向海外扩张的桥头堡。图为1969年国庆期间，香港西环码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和中资机构招商大厦“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每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中资机构及香港左派均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
迟来的感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英国政府紧随其后，禁止香港在内的英属地将13类物品输往中国大陆。此时，除了苏联援助外，香港的华商群体成为内地政府最重要的贸易尤其是战备物资采购管道。当年，霍英东甘冒人财两空的风险，积极参与禁运物资输送内地的业务，有力支持了前线所需。碍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直到80年代后才逐渐公开，中国政府对霍英东的感谢也为此迟来了30多年。图为1990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霍英东先生。
特区：紧邻香港的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而蛇口是深圳的第一线。这块10.85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新的观念从这里由香港传向内地；新的劳动用工制、薪酬分配制、企业股份制最早在这里获得成功。从蛇口走出的企业里最有名者莫过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的结算中心，就是如今的招商银行。同样的，蛇口也错过了跨越发展的机会，80年李嘉诚等多位香港地产商访问蛇口，曾提出在蛇口进行地产开发以促进投资的想法，被蛇口特区创办人袁庚婉拒。袁庚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这是他在蛇口工作期间最大的失误之一。图为1982年，时任蛇口区委书记袁庚陪同来访港督尤德爵士参观蛇口。
白天鹅宾馆：在香港的富豪排行榜上，霍英东很少位居前列。但港商群体数十年来无不以霍英东为首。霍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改革开放至今，他在内地的投资累计达80亿，在建桥修路、兴建宾馆、扶贫助学、发展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做了贡献。图为1983年，由霍英东投资并亲自设计的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开幕。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右三)、廖承志（左一）等参观白天鹅宾馆的客房。
打工潮：以港资企业为代表的外资进驻，为大批农村年轻男女提供了工作岗位，也揭开了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序幕。深圳迅速成为一个低龄化的移民城市，而一代又一代做着“香港梦”、“深圳梦”的年轻人，则在城市与家乡之间苦苦寻找自己的位置。图为1986年，深圳沙头角关口的打工者。
改革的“外脑”：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1988年实施的“价格闯关”更是将改革带到了一个生死转折点。这一年，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联络安排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期间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并与政界、学界做了广泛交流。弗里德曼先后三次访华，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其中，以张五常为代表的香港学术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引荐推动作用。图为198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作“论通货膨胀”学术报告。主席台最左侧的是张五常。
“保钓”：“保钓运动”，始肇于台湾，呼应兴盛于香港，传播影响华人世界30余年，2000年后方成内地民族主义行动实践者一个重要的常新话题。1996年以后，香港和台湾民间多次组织了登岛保钓的行动。但是日本每次都派出警船拦截，只有极少几次登岛成功。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陈毓祥等五人在于钓鱼台海域跳海示/威，其中陈毓祥遇溺身亡，有五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悼念陈毓祥的集会。2011年1月2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成立。图为1980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民众手持“击退日本侵略者，保卫钓鱼台”等标语参加保钓示/威。
中英街：中英街是内地人接触香港最方便的地方，由于实行了免税政策，这里还曾经是内地人买便宜“洋货”的首选地。从1980年开始，这条250米的小街先后经历了黄金热、电器潮、数码产品风，日接待游客一度达到8万人。然而，香港回归及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后，中英街失去了天然的优势，商品贸易逐渐衰落。如今，中英街还在热闹着，名声却大不如前，不幸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日用品一条街”和“假货一条街”。图为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警察与中国边防战士在中英街执勤。
鱼骨天线：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但由于内地电视台节目频道少，信号不稳定，且播出时间太短。很快，有人开始使用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收看香港电视节目。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连广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向日葵一样，仰望东南方向，成为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朦胧诗人”舒婷在1981年的诗句描绘：“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图为1983年，广东东莞乡村的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
“民族英雄”：作为华语电影的佼佼者，“港片”自80年代一经传入，即成内地人最喜爱的视听娱乐项目。而以日据时代为故事背景拍摄的香港功夫片，在内地电影市场经久不衰，其影响早已超越普通娱乐。毫不夸张的说，国人对上世纪屈辱历史最鲜活的记忆，不是来自教科书，更不是来自今日横行屏幕的国产抗战电视剧，而是源于港片。只身闯入日租界武馆道场，以中华武术大败日本武人，单手劈碎“东亚病夫”的匾额，发端于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中的这些桥段每隔几年便会被借用到某部新片中，从《精武门》到《叶问》，跨越40年的各色翻版桥段无人生厌。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英雄是“香港制造”。图为1972年李小龙主演影片《精武门》剧照。
港剧时代：1980年，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横空出世，在内地热播，被一名香港作家撰文形容成“上海滩一播，整个上海瘫掉了”；1983年《射雕英雄传》上演，黄日华扮演的郭靖和翁美玲扮演的黄蓉成为日后各种版本金庸武侠影视剧无法回避的“品评标杆”。随着美剧日剧韩剧的入侵，狂热的港剧时光一去不复返。然而，经典港剧所培养出的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口味，至今未变，也为以后众多香港明星北上捞金奠定了群众基础。图为《射雕英雄传》剧照。
我的中国心：1984年春晚，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一举成名，央视收到几麻袋的观众来信。接踵而至的港台歌曲铺天盖地：叶倩文“潇洒走一回”时，童安格在努力“把根留住”，谭咏麟依旧“难舍难分”……港台流行音乐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商业运作都令内地观众耳目一新，再随着卡带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也激活了内地流行歌坛的生命力。图为1988年4月，张明敏在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作首次义演。
现场演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演艺界明星开始在内地打响名号。尽管不时仍要面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污名，但对于当时内地的年轻人来说，香港明星与众不同的偶像气质，富于流行美学的形象和台风，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此外，与观众“亲密互动”这种前所未有的现场演出方式，更是奠定了今天内地娱乐消费市场蓬勃的“粉丝文化”。图为1994年，香港明星第一次在海南举办大型晚会，叶玉卿在演出时和观众握手。
四大天王：内地的70后和80后很少有人不知道香港的“四大天王”。在90年代的内地，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这四位1990年代香港娱乐界最受欢迎的男星，几乎就是整个香港娱乐圈的代名词。作为全面进军内地娱乐市场并取得辉煌成功的香港明星，四大天王将内地娱乐产业和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虽然此前也有邓丽君、谭咏麟等内地妇孺皆知的港台明星，但直到四大天王的出现，内地娱乐业才第一次有了影视歌全领域覆盖，并会专注内地市场的超级偶像。四大天王的内地之路至今仍是所有想在内地市场有所作为的港台明星必须学习的经验参考。图为1992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黎明在天安门城楼前边歌边舞。当时，黎明在首都体育场举行了四场个人演唱会。
“三/级片”：三/级片曾是香港电影的一大特色，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的90年代，香港三/级片以盗版录影带的形式在当时性观念远没今天开放的内地广泛流传十余年，令不少内地人私藏浏览之余顿有“被启蒙”之感。九十年代初的深圳，作为最早可以收到香港电视信号的国内地区，远在录像厅出现前，居民就能在深夜看到某些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成/人片。如今，由于内地还没有电影分级制，一旦有如《色戒》、《3D肉蒲团》这般热门的三/级片上映，不少有条件的内地人也会选择赴港观影。
“大哥大”：“大哥大”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香港。据说香港影坛“大哥大”洪金宝与手机形影不离，因此，洪金宝的别称便成了手机的别称。1987年，“大哥大”登陆内地，它所象征的财富、地位和科技给了当时的内地人极大的震撼。很快，人们以拥有“大哥大”为荣，开始了一种炫耀攀比式的消费。当年，“大哥大”公开价格在20000元左右，但一般要花25000元才可能买到，黑市售价曾高达50000元。尽管如此，“大哥大”非常紧俏，有钱难求。此后，中国内地进入了急速发展的移动通讯时代。手机褪去光环，成为日常用品。“大哥大”这个红极一时的称号，从生活中消失了。
迪斯科：80年代，迪斯科热潮席卷全球。1986年，中国唱片公司引进了香港飞时唱片公司的《荷东》、《猛士》，这是中国音像出版史上第一次与世界流行乐坛的同步对接。迪斯科不讲究服饰、礼仪、场合与规范，它自由激情的精神迎合了时下年轻人的精神渴求。一时间，大大小小的迪斯科舞厅遍布大陆城乡，引发了迪斯科狂潮。图为1987年，中越边境的战事已近尾声。炮火间隙，解放军战士跳起了迪斯科。
美容教母：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的“美容教母”郑明明进军大陆，教会内地人怎么改变自我，变得更美丽。郑明明记得，1984年她在北京给一个女生化好了妆，为了保持美丽，这个女生3天没有洗脸，口红也不敢擦。随后，郑明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美容学校——蒙妮坦美发美容职业教育学校。到了今天，她的蒙妮坦美容美发职业教育学校已经开遍了20多个省市，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见证了中国美容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图为1993年12月，上海，郑明明在华联商厦化妆品柜台做奇妙换肤霜的产品推介，好奇的围观者看得瞠目结舌。
邵氏影视和逸夫楼：由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兄弟公司，迄今出品影片超过一千部；他退休离任的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VB），在香港历次收视大战中屹立不倒，制作节目行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华语影视名人，或多或少都跟邵逸夫这个名字发生联系。这些影视作品对内地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或许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他从1985年起，平均每年拨款1亿多元用于支持中国内地的社会公益事业，迄今超过33亿港元，80%以上为教育项目，内地大小学校随处可见的“逸夫楼”。图为邵逸夫与获奖演员合影，右一为狄龙（与李小龙、梁小龙、成龙并称香港“四小龙”），右二为姜大卫（参演和导演的影视作品总数超过160部）。
首富：李嘉诚，香港首富，华人首富。他被很多内地民营企业家视为“经营之神”，他的投资之道成为内地商学院的经典案例。但少为人关注的是，他是最早给内地企业家树立慈善榜样的香港富豪之一。他为各种慈善事业的捐赠超过8亿美元，其中超过80%捐给了中国内地。1985年他独立捐资兴办汕头大学。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他的时间。图为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时与学生们合影。
香港义工：香港有着深厚的义工传统。据调查，超过20%的香港人担任过义工工作。如今，香港义工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而最大的义工输出地便是中国内地。在内地的贫困地区、灾区，以及大城市的弱势群体身边，总是能轻易找到香港义工的身影。为抢救玉树地震中被困孩子而牺牲的黄福荣便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港义工同时也催生着内地的义工组织。1990年6月，深圳义工组织诞生。截至目前，深圳义工组织注册义工超过26万名，累计组织超过300万人次参加义工服务。图为2010年4月30日，香港义工在玉树灾区搭建“心灵驿站”。
政府卖地：“招拍挂”，是今天内地广为人知的政府出让土地形式，这一形式的原型是香港政府的卖地体制。上世纪90年代，当内地开始着手进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学习的样板就是港府。将公用土地的出让权集中于政府，定期举行土地招拍挂，由地产商进行开发销售，香港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为了控制香港稀缺的土地资源流动，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价值。大陆政府学习这一模式的目的，一是保障土地国有的政治制度，二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开辟财政收入来源。政府卖地的香港模式其效果至今仍有极大争议，事实上，虽然香港人口和资本密度都位居世界潜前列，但至今香港可开发土地总面积中，仍有七成左右在港府手中未予出让。对于地价贵如金的香港来说，这样的土地利用方式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图为2010年5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本财政年度第二次土地公开拍卖，一块位于粉岭的土地以高出开拍价26.2％的成交价售出。香港的高房价，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底价高。
“自由行”：香港这个世界大都会、国际金融商贸中心，其繁荣的大众文化、浓郁的现代气息、零关税的购物天堂，诱惑着大陆游客。1984年左右，国家政策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只允许旅行社组织广东省居民赴港旅游探亲。90年代初，政策逐渐放宽。2003年，实施“自由行”，大陆游客激增。这个过程是让内地人大开眼界、接收先进理念、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启动和深化改革的过程。图为2003年8月，实行赴港“自由行”政策不到一个月，一群大陆游客游览香港。“自由行”启动仅10年便为香港带来8000多万人次内地游客，消费总额累计超过6300亿港元。
扫货：香港作为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的贸易城市，云集了世界各大奢侈品品牌，由于零关税政策，这里吸引了大量扫货族。在2000年以前，香港奢侈品市场“扫货”的主力人群除了香港本地中高收入阶层外，最大的海外顾客群体是日本人。2000年后，经济实力激增的陆客群体奢侈品消费的能力和规模渐成第一。以铜锣湾一家路易威登分店为例，2011年12月单月营业额就高达2亿元。圣诞等折扣季对大陆买家的诱惑力巨大，直接成就了近年来香港奢侈品市场的一个个销售奇迹。图为2012年6月，一位大陆买家正在挑选LV品牌的皮包，每天这里都有拖着旅行箱的内地顾客在门外排队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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