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湿的牌子要砸
去年五月汶川大地震后，余大师表现非常积极，不仅含泪劝告灾民以大局为重，还高调宣布捐款20W建立一座小学，成为作家中捐款数额最多的人。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时，余大师又发豪言，说所有质疑汶川地震死亡人数过多是人祸而非天灾的言论，都是在侮辱中国人。还说发表这种言论的人肯定都没有捐款。又是含泪，又是震怒，余大师的表现真是非常到位。然而就在前段时间，有人调查后指出，在四川省民政局、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三个机构里都没有查到余秋雨的捐款，而余秋雨捐建的小学更是连影儿都没有，余秋雨涉嫌诈捐。面对质疑，余大师果然有大师风范，不但不给出证据，反而指责有“咬余专业户”在对他进行造谣。而面对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声讨，余大师则泰然自若，保持缄默。
所有对于此事的评论中，易中天的这篇比较中肯。
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易中天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先生涉嫌“诈捐”一案，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由此引发出来的公众之愤怒，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我认为，即便如此，余秋雨先生的公民权利，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比方说，称其为“余首骗”，就甚为不妥。真相大白之前，还是“无罪推定”为好。至于“余含泪”或“含泪大师”，我个人认为，这个可以有。正如有人叫我“易超男”，我就算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一笑了之。出来混，是要还的，余先生得包涵一点。阁下总算“含泪”过，也曾自称从老师“退居”大师，比起我来，不算冤枉。
不过，我以为最靠谱的，还是“余秋雨公民”。这样说，对于对方是尊重，对于自己是提醒，即提醒自己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恪守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不要“飙车”。当然，得到尊重的余秋雨，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为此，特发表意见如下。
第一，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
捐款，是一种善举。它是权利，不是义务。作为权利，它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选项：捐，不捐，捐多捐少。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强迫他人（公民）或单位（比如企业）捐款，否则就是“摊派”和“逼捐”（上级强迫下级，是“摊派”；公民强迫公民，是“逼捐”）。更何况，余秋雨公民的版税，非偷非抢，非贪非贿，是他的合法收入。如何支配，也是他的自由。因此，余秋雨公民哪怕一文不捐，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
第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
捐款既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一种公共行为。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你可以不捐，不能诈捐。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必须信守诺言，尽快到账。从筹款到转账，一般不应超过七天。没有那个款，就别充那胖子。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又分文不见，那就不是什么“诚信”问题，而是涉嫌“欺诈”，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那就更是“欺（骗）人太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
公众有此权利，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当然，我说的是“公开捐款”，私下捐款则不必。而且，只要是公民，就有权质疑。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则可以不问，也不能问。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也不可以问。说白了，就是贪官也可以捐，赃款也可以捐，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都照样计算不误。所以，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最客气的说法，也是“小沈阳的裤子”──跑偏了！
第四，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
因为是“公开捐款”，而且是“巨额捐款”，其中已涉及到公德、公义、公信力，以及公众的回报，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这是他的公民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行使“沉默权”，也不能拿“言论自由”做挡箭牌。沉默、拖延、推诿、绕弯子、编谎、打太极拳、王顾左右而言他，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后果很严重。因此，为余秋雨公民计，应尽快拿出“捐款早已如期到位”的确凿证据，以释众怒，以正视听。只要证据确凿，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到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我们也表示支持。毕竟，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是每个公民的自由。
最近，李辉先生通过《长江商报》提问：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会质疑吗？如果质疑，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篇文章，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好歹也算“具体的例子”，多少能看出点意思。至于“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当另文阐述。
附记：今天（2009年6月14日）出版的《现代快报》，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万善款“当然到账了”，而且“确实是余秋雨的”。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第一，到哪个账了？第二，怎么到的？第三，啥时候到的？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直奔灾区而去，收据都没要一个。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啥时要用啥时用。诸如此类的说法，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
所有对于此事的评论中，易中天的这篇比较中肯。
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易中天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先生涉嫌“诈捐”一案，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了。由此引发出来的公众之愤怒，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我认为，即便如此，余秋雨先生的公民权利，仍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比方说，称其为“余首骗”，就甚为不妥。真相大白之前，还是“无罪推定”为好。至于“余含泪”或“含泪大师”，我个人认为，这个可以有。正如有人叫我“易超男”，我就算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一笑了之。出来混，是要还的，余先生得包涵一点。阁下总算“含泪”过，也曾自称从老师“退居”大师，比起我来，不算冤枉。
不过，我以为最靠谱的，还是“余秋雨公民”。这样说，对于对方是尊重，对于自己是提醒，即提醒自己在进行道德批评的时候，恪守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不要“飙车”。当然，得到尊重的余秋雨，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为此，特发表意见如下。
第一，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
捐款，是一种善举。它是权利，不是义务。作为权利，它包括三个内容或三个选项：捐，不捐，捐多捐少。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能强迫他人（公民）或单位（比如企业）捐款，否则就是“摊派”和“逼捐”（上级强迫下级，是“摊派”；公民强迫公民，是“逼捐”）。更何况，余秋雨公民的版税，非偷非抢，非贪非贿，是他的合法收入。如何支配，也是他的自由。因此，余秋雨公民哪怕一文不捐，我们也不能说三道四。
第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
捐款既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一种公共行为。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你可以不捐，不能诈捐。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必须信守诺言，尽快到账。从筹款到转账，一般不应超过七天。没有那个款，就别充那胖子。如果扬言捐款多少万，又分文不见，那就不是什么“诚信”问题，而是涉嫌“欺诈”，即骗取公众的爱戴和同情。如果还发生在国难时期，那就更是“欺（骗）人太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
公众有此权利，是因为公开捐款不是隐私。它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当然，我说的是“公开捐款”，私下捐款则不必。而且，只要是公民，就有权质疑。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则可以不问，也不能问。这就正如捐款人的身份和动机，也不可以问。说白了，就是贪官也可以捐，赃款也可以捐，只不过将来审判的时候，那赃款无论是捐了还是花了，都照样计算不误。所以，余秋雨公民拿质疑者的动机和身份说事，最客气的说法，也是“小沈阳的裤子”──跑偏了！
第四，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
因为是“公开捐款”，而且是“巨额捐款”，其中已涉及到公德、公义、公信力，以及公众的回报，余秋雨公民必须面对监督和质疑。这是他的公民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行使“沉默权”，也不能拿“言论自由”做挡箭牌。沉默、拖延、推诿、绕弯子、编谎、打太极拳、王顾左右而言他，就不但涉嫌挑衅社会公德，也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后果很严重。因此，为余秋雨公民计，应尽快拿出“捐款早已如期到位”的确凿证据，以释众怒，以正视听。只要证据确凿，余秋雨公民还可以行使诉权，将涉嫌诽谤的人告上法庭。到时候，相信一定会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可以放弃或不行使这个权利，我们也表示支持。毕竟，民事权利的主张与否，是每个公民的自由。
最近，李辉先生通过《长江商报》提问：假如我易中天发现有人涉嫌欺世盗名，会质疑吗？如果质疑，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篇文章，恐怕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好歹也算“具体的例子”，多少能看出点意思。至于“道德批评的四项原则”，当另文阐述。
附记：今天（2009年6月14日）出版的《现代快报》，发表了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的谈话，称余秋雨公民所捐20万善款“当然到账了”，而且“确实是余秋雨的”。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拜托黄董说得再明白一点：第一，到哪个账了？第二，怎么到的？第三，啥时候到的？千万别说余公民热泪盈眶地拎着密码箱，直奔灾区而去，收据都没要一个。也别说贵公司专门为此单独设立了一个账户，啥时要用啥时用。诸如此类的说法，恐怕都是难以服众的。
